2005年4月24日上午，費老的女婿兼秘書張榮華先生打電話來說“你趕快到醫(yī)院來一趟吧，老先生恐怕不行了，來見他最后一面。”中午12點我趕到醫(yī)院，看見老先生安詳的躺在床上，仿佛已經沒有了痛苦，這是他生病以來我看到的最安詳的一次。但醫(yī)生告訴我，他的血壓已經低于正常人，正常人高壓最低為90度，老先生只有78度，而且還是靠藥物維持，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最遲也許就是今天晚上了。

從醫(yī)院回到家，我一直希望這不是事實，老先生在醫(yī)院多少次危險，都活過來了，但愿這次也是如此。一晚上我提心吊膽，第二天天亮我趕緊打電話到醫(yī)院，但病房已沒人接電話。我趕緊打電話到費先生家里，終于接到了我最不愿意聽到的消息：24日晚上10點半老先生仙逝了。

淚水漫過了我的雙眼，思緒追溯到我第一次接受費老教誨的情景。很早我就讀過費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和“江村經濟”，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開始對自己的家鄉(xiāng)景德鎮(zhèn)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錄取到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做博士后，費孝通先生是那個所的第一任所長，后來雖然退休了，但還擔任著名譽所長和學術指導以及教授的職務，正因為如此我才有機會成為他的學生。

我的博士學位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取得的，當時我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藝術，所從事的是藝術人類學研究。但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我是該所招收的第一個藝術學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邊緣化的。因此，我從不奢望我的研究會得到費孝通先生的重視。但我的想法恰恰錯了，費孝通先生不僅是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關懷的學者，對文學藝術也有很深的見解和認識。所以，他不僅沒有漠視我的研究，反而是非常關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領導告訴我說，費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鎮(zhèn)，當時我所寫的有關景德鎮(zhèn)民窯業(yè)的田野考察報告剛剛完成，為了了解景德鎮(zhèn)的情況，費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報告。就這樣，我寫的“傳統(tǒng)與變遷——景德鎮(zhèn)新舊民窯業(yè)田野考察報告”被送到了費孝通先生手里。后來潘乃谷教授（當時的副所長）通知我說，費孝通先生的秘書在路上打來電話，說費孝通先生看了我的報告后很有感觸，回北京后，想讓我去見見他。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費先生會重視我的考察報告，因為，我雖然已經是博士后，但在人類學的領域里可以說還是一個新兵。見到費先生后，他對我考察的內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對面的談了一個多小時，談話結束時，費先生提醒我說：“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非常精彩，你為什么不把它記下來，下回來時最好帶個錄音機，這些談話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我再次來到費先生的家里，并帶了錄音機。就我的考察報告老先生講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講話的過程中好像是在隨意聊天，但實際上費先生始終是在緊扣一個主題。在這次談話中，他對我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鼓勵，他認為我對景德鎮(zhèn)的研究，不僅關注到了它的現狀，對它的歷史和傳統(tǒng)也做了較多的對比研究。就此，他談到了傳統(tǒng)與創(chuàng)造的問題，他說：“有關文化的死與活，我一直想寫一篇專門的文章，但現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發(fā)揮發(fā)揮寫出來。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規(guī)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種子。就像生物學里面要研究種子，要研究遺傳因子一樣，文化里面也要研究這個種子，怎么才能讓這個種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條件下發(fā)展，又要適合新的需要，這樣，生命才會有意義。脫離了這些就不行，種子就是生命的基礎，沒有了這種能延續(xù)下去的種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樣，如果要是脫離了基礎，脫離了歷史和傳統(tǒng)，也就發(fā)展不起來了。因此，歷史和傳統(tǒng)就是我們文化延續(xù)下去的根和種子。”

他又說： “我還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國藝術文化的發(fā)展源頭，然后再從這源頭中找到中國文化的內在本質。我在這里講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廣度；有它的過去、有它的未來，我們要在創(chuàng)造中繼承這一關系。剛才我們講的是一個歷史、一個傳統(tǒng)和創(chuàng)造怎么結合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希望你在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點功夫。我們今天講話的主題就是，從傳統(tǒng)和創(chuàng)造的結合中去看待未來，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文化的發(fā)展，也就是，以發(fā)展的觀點結合過去同現在的條件和要求，向未來的文化展開一個新的起點。你寫的書就是表達這樣一種思想的一個例子之一。[1]”

談話快結束時，他告訴我說：“文化的定義有兩層，我們不能只管一層，經濟不發(fā)展，不發(fā)展大眾藝術，精英藝術就出不來。因為藝術是從生活里出來的，精英藝術又是從大眾藝術里出來的。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園先生的對話錄，叫：“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里面就講到了有關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問題，你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另外，我還送給你兩本書。一本有關英國陶瓷歷史的書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時，能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還有一本“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夠仔細研究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和歷史，掌握中國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傳統(tǒng)，一手伸向未來，并把它們融會貫通起來進行自己的研究。[2]”

費先生當時告誡我的這些話，至今還在影響著我，使我受益無窮。后來我將這次談話的錄音整理出來，給先生看過以后，被收錄進“費孝通文集”第十四集。

費老的秘書，張榮華先生對我說，有時間你要多來看看老先生，他喜歡和你們這些學生聊天。費老也說，你出去考察回來，別忘了，來看我，告訴我，外面發(fā)生的事。還有，你平時看到有什么好看的書也給我?guī)c來。從這里可以看到費孝通先生不僅關心學生們的成長，同時也很注重通過學生的考察，了解社會新的發(fā)展狀況，同時不斷增加新的知識，他是一個永遠在不斷學習的偉人。

記得一次，費老借了一本他年輕時翻譯的，由美國社會學家梅歐寫的書給我看，書名叫：《工業(yè)文明的社會問題》。梅歐生于1880年，這是他半個多世紀之前寫的書。

當時費老正在寫他的那篇《派克筆記》的文章，他說他之所以借梅歐的《工業(yè)文明的社會問題》這本書給我看，是因為，在別人的眼里西方國家三四十年代的社會學理論已經過時了，我們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認為：“這里就牽涉到了對歷史怎么看、怎么學歷史的問題了。他們都是過去了的人，是屬于老一輩了，他們寫的東西對于我們來說是不是過時了？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這個問題了。我們中國和西方發(fā)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們要從發(fā)展水平上去找出我們和西方的一個共同時間。”

他當時告訴我說：“我是伴隨著中國的工業(yè)化生長的，而美國的工業(yè)化則是在我的上一輩開始的，從起點上算差了將近一個世紀。所以，我們現在學的許多東西，他們已經都過去了。因此，我們不僅要學他們現在的經驗，還要學他們發(fā)展初期和中期的經驗，把他們那時候的思想、文化來同我們現在比較。因為他們那時候經歷的東西也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的東西。我在《派克筆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派克的思想是不是過時了？也許在美國已經過時了，但在我們國家卻還很有借鑒價值，因為他那個時代所遇到的問題，正是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或將要遇到的問題。

而且，結合現在的實際，我們還可以理解到，他們那時為什么會想到那些問題。因此，這一批人的思想還值得我們花點時間去吃透它，懂得他們當時為什么會發(fā)生那些問題？為什么會產生那些思想？從他們當時的變化，來知道我們將要遇到的變化。但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兩個變化遇到一起了，一個是機械文明，一個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說，在他們那里，這兩個文明是分階段發(fā)展的，而在我們這里，這兩個文明卻重疊在一起了。

這樣，問題就復雜化了，也就是我們將遇到的問題，比他們當年遇到的問題還要復雜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們當時的問題，我們也很難解決現在的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們要把他們那一段時間的思想理理清楚。他們那個時候正是社會科學大力發(fā)展的時候，我想，我們現在也應該是。這個階段社會科學是很重要的，我們正好趕上了。”

這次談話結束時，他說道：“我認為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有兩個，第一個是如何確定中國現在發(fā)展的位置，也就是處于人類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什么階段？所發(fā)生的變化是什么樣的變化？我們可以參考西方的經驗，因為畢竟他們走在我們的前面，看看他們所走過的路，看看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是有幫助的，也是可以借鑒的。第二個就是我們中國工業(yè)化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的復雜性，在中國一些邊遠農村，還是處在農業(yè)時代，但許多地方已經是工業(yè)時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經進來了。也就是在中國，前工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后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是重疊的和交織在一起的。你要把這里邊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講出來，正因為這樣的一個復雜性和獨特性，所以我們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還應該走自己的路。” 有關這方面的思考，后來，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經濟全球化與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中進一步表達了出來。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以后，每次到老先生那里去，我都帶上一個錄音機，將他的談話整理出來。每次，費老都將談話錄仔細看過，并作一些適當的修改和調整。他認為這種方式不失為一種表達學術思想的好方式，因為自由的談話常能給人帶來平時不曾有的激情和靈感。

正因為有這樣的想法，1999年，2月7日，春節(jié)前夕，費先生與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學者談話時說：“你們心里都有好東西，但是還沒有發(fā)揮出來。怎么樣才能幫你們發(fā)揮出來呢？我想可以用交談的辦法。人在社會里，要有一個‘語境’（discourse），需要與別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觸里才能生出來新東西。……你們已看到我同李亦園和方李莉的兩篇對話，你們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來個對話？”
從這里可以看出，老先生一直到晚年，都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人，他不僅希望自己思考和自己寫作，還希望和學生及同行們交流，希望通過對話幫助大家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發(fā)揮出來，在相互交流中推動學術的發(fā)展。正因為如此，在每次的交談中，老先生都鼓勵我說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幫我糾正的過程中，表達他自己的看法。

1998年我從北京大學博士后流動站出站，被分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雖然結束了在北大做博士后的生活，但我和費老的師生情誼一直保持著。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我向先生請教并得到他的指導的機會比以前更多了。原因是，在這一時期，為了和東部的發(fā)展取得平衡，國家提出了西部大開發(fā)的號召。

作為一直關注西部經濟發(fā)展，西部少數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過“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費孝通先生，不能不關注這一戰(zhàn)略的實施。費孝通先生認為，西部大開發(fā)，是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這一戰(zhàn)略是對的，但西部不僅是我國經濟落后的地區(qū)，也是蘊藏著眾多人文資源的文化沃土。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數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個省、市和自治區(qū)，是我國文化最多樣性的地區(q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部大開發(fā)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的大開發(fā)，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觸與碰撞在所難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變遷歷史、尋找文化溝通、交流的有效途徑，并從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發(fā)展進步的新生之路，應是西部開發(fā)中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而且在我國的西部不僅有許多珍貴的自然資源，還有許多珍貴的人文資源。我們的許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就蘊藏在這些人文資源之中。因此，在西部開發(fā)中，一定要注意保護好西部的人文資源。

筆者所在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非常重視費先生提出的這一想法，為此，專門請費孝通先生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作了一次有關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的學術報告，除中國藝術研究院全體研究人員之外，現任文化部長孫家正、原文化部長周巍峙等文化部及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主要領導也都前來聽取了這次講座。

講座中，費孝通先生說道：“對西部傳統(tǒng)的文化藝術我們注意得不夠，但外國人卻注意到了，克林頓訪華的第一站就是西安。還有日本首相到中國來也是首先去了敦煌，還表示，他們愿意出很多的錢把敦煌保護好。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那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個文化的中心！我們都說我們是炎黃的子孫，那個時候我們中國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還在我小的時候，瑞典人斯文·哈定，就到西北作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發(fā)表了許多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但我們中國人自己卻忽視了西北，在中國最早的交通是陸路，從西漢開始到唐代，通過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榮，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但后來文化發(fā)展到了沿海，那是因為水上交通比陸路交通更方便?？墒乾F在又改變了，有火車了，有飛機了，陸路交通也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一個新的發(fā)展機會。在歷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觀念比較深，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觀念糾正過來。”[3]

當然，對于西部的人文資源的認識，就是對于費孝通先生來說，也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他在蘭州的一次招待會上說：“我這是第九次到蘭州來，才第一次講到了人文資源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事物發(fā)展的必然性，這意味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已經開始產生變化了，也就是說當物質發(fā)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們就要開始重視精神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fā)現我們面對的不僅有自然資源，還有寶貴的人文資源，這是在我們的感情產生了變化物質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經濟落后時期，人們不大可能會認為人文活動留下的遺跡和傳統(tǒng)是一種資源，是因為經濟的發(fā)展才促進了人們對人文資源的認識。”[4]

在西部開發(fā)之初，許多人都只是關注其經濟利益的時候，費孝通先生能高瞻遠屬的提出這些見解，的確是難能可貴，表現出其作為一位世紀性的學術大師所特有的敏銳的思想性。而他這種深刻思想的來源，也是在于他的長期實地考察與不斷思索。因此，他指出，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大多是坐在書齋里看書的，不太會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太會到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中去體驗，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來面目，所以對書齋以外的許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們要改變一下我們傳統(tǒng)的做學問的方式，要提倡真正的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廣大的農村中去，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發(fā)現很多的好東西。我們的知識是從哪里來的呢？他認為決不會僅僅來自書本，而是在實踐中，在實際的生活中產生我們的知識。對中國的歷史的也不要光看書本，要到博物館去看一些真正留下來的實際的東西，我們對它的認識才會更深刻，更全面。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座談會上，他說：“今天來的都是專家，等一下我要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我們怎么樣來組織一支隊伍，我主要是想辦法來幫助大家，在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來幫助一批人，幫助一批人文學家、藝術理論家和考古學家組織起來，看到他們的任務，看到他們將要對國家所做的貢獻和以后將要發(fā)展的道路。創(chuàng)造一個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紀的、能代表中國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藝術出來，做點有意義的事情。當我們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資源以后，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家底了，這些都是我們發(fā)展未來文化的基礎?，F在你們要了解這些家產，找到一條發(fā)展的路子。”

在費孝通先生的關心和親自指導下，中國藝術研究院作為牽頭單位聯(lián)合清華、北大、中國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關單位，向科技部申報了題為“西北人文資源環(huán)境基礎數據庫”的國家重點科技研究項目，又向文化部申報了題為“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的國家重點課題。這兩個課題都得到了批準，按照費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對西北的人文資源進行梳理和清點，也就是通過數據庫的建立，來摸清我們的家底，知道我們在西部到底有那些重要的人文資源，它們目前的存在狀態(tài)又是如何？先了解西北再了解西南。后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點了西部人文資源的基礎上，對西部人文資源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的具體措施。

費孝通先生認為，有關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它不是一個兩個人能夠做得了的，而是要集中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學者來做。而且這種研究是一個長期的研究，這不是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能夠完成的，它是要好多年，甚至對有些人來說也許這將是一個終生的研究事業(yè)。費先生希望我能來具體負責這一課題，盡管我覺得很有壓力，但在老先生的鼓勵下我還是承擔下來了。

在有關西部人文資源研究的課題論證過程中，除了文獻的整理，案頭的準備之外，學費孝通先生更注重的是實地考察，為此，他帶領我到西安、到蘭州等地，參觀當地的博物館，與當地學者一起座談。一路走一路交談，使我獲益不淺。我將費老的這些講話整理出來，陸續(xù)發(fā)表，引起很大的反響。

由于老先生年齡大了，不能深入到西部最偏遠的地方做考察，但這也擋不住他對西部基層農村的深切關懷，每次我從西部農村考察回來，他都要急切的看我的考察報告和考察筆記，還有我拍的有關錄像與照片。并不斷地發(fā)表他的看法。

老先生在生的時候，我并沒有意識到，和老先生在一起交談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也是自己一生中在學術上獲益匪淺的時間段。老先生去世后，我在網上看到謝泳先生寫的《晚年費孝通》的文章，他認為：“像費孝通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年輕一輩如果不走近他的內心世界也許很難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說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里，一個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稱呼）的世界，這一面為人所知，另一個則是社會學家的世界。前者是公眾的，而后者是個人的，理解晚年費孝通，非走入費孝通的個人世界不可。”看了這段話以后，我自問，自己是老先生的學生，晚年和先生的往來也不可謂不密切，但我真正了解老先生嗎？我走進過他的內心世界嗎？我沒有把握。我們這些學生和老先生在一起，除了談學術還是談學術，學術之外的事情基本不涉及，我從不問，老先生也從不說。

只是有一次，我問老先生：“您相信命運么？”他回答我說，什么是人的命運，這很難捉摸。但他認為，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會有一雙看不見的鴻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來承擔不同的歷史責任。他認為，他能在這樣的位置上產生這樣的思想，產生這樣的歷史作用，并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鴻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個人的發(fā)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實都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產物。許多事情并不是個人能夠左右的。

在“費孝通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李慎之與費孝通素有交往，是費孝通在晚年比較能談得來的一位朋友。1997年，他們有一次聊天，李慎之提出了一個問題：“費孝通”這篇文章怎么結尾？這個問題理應該有個愿望在內。如果確實有，這個愿望應該是很多知識分子的共同愿望。事實上，從高層人物到平民百姓，從政界到學界，從親傳弟子到私淑后學，卻有很多人都在關注著暮年費孝通，看他最終定位在什么地方，聽他發(fā)出什么樣的聲音。“

費孝通在一次小范圍談話時說：“李慎之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我從這個問題領悟到，現在一些知識分子對我有一個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運動的時候，也就是民主運動時的位置上。我這一生過得很不容易，到現在已經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了。兩岸猿聲，我的體會是指別人的議論紛紛。啼不住就讓它啼去好了。不計較對我怎么評論，這一點我做得到?？墒侨思覍ξ业募酵?，很明顯有個中國現代化進程在里邊。兩岸猿聲可以不問，國家的前途卻不能不想。個人這個輕舟快要過去萬重山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才開始，整個國家才過去幾重山，還會有一段很艱苦的時間。從小農經濟走向跨國經濟，我們不是一個輕舟，而是個沉重的大船。這個大船要進入21世紀。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去履行時代賦予的責任，確實值得認真想一想。“

正像前面所說的“鴻蒙借君手”，費先生認為：“看來我這篇文章結尾，結束語是什么，生命的句號劃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夠決定的，而是要由整個時代來定。是時代定位，不是個人定位。眼前是一個什么時代，正在發(fā)生的變化，有什么意義，我這樣一個人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終能給答案的只能是時代，是歷史而不是我自己。”

現在老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他畫的句號，我們已經看到了，正如他所說的：“中國正在走一條現代化的路，不是學外國，而要自己找出來。我為找這條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覺”這篇文章。“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生命快過完了，句號劃在什么地方確實是個問題。我想通過我個人劃的句號，就是要把這一代知識分子帶進“文化自覺”這個大題目里去。這是我要過的最后一重山。”

為過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幾乎十年的時間，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篇接一篇的書寫以“文化自覺”為主旨的長文章。如果說以前，我雖然是他的學生，曾經跟隨他出去考察，也聆聽過不少他的教誨，但我對他晚年的思想，認識還比較表淺的話，而自從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斷地看他近十年的文章，不斷地體味他和我每次的談話，對先生晚年的思想開始有了一個較深的認識。我是1996年到北大學習的，所以，我接觸得最多和最熟悉的正好是老先生這一階段的思想。收集到這本書中的系列有關談話都是在這一階段完成的，每次的談話內容現在看起來都是老先生對“文化自覺”這個概念的不斷闡述。包括他讓我做的西部人文資源的課題，也是希望通過認知、理解和詮釋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文化自覺”的行為。

費孝通先生認為，最近二十年，中國的發(fā)展比較順利，有些人就認為一切都很容易，認為生產力上來就行了，沒有重視精神方面。實際上，我們與西方比，缺了“文藝復興”的一段，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補課，這決定著人的素質?，F代化的發(fā)展速度很快，沒有很好的素質，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的發(fā)展要求。這是個文化問題，要更深一層去看。

他認為：“我們國家現在的主要問題還是經濟發(fā)展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責任，國家的經濟沒有底子不行。經濟底子發(fā)展之后，還要出現一個文藝的高潮，如果看得遠一點，我們就應當有一個這樣的準備。”這是平時他反復說到，但又沒有引起大家注意的問題。

他說，“我們的文化面臨著一個挑選，它的發(fā)展有兩條路線，這是兩條很根本的路線，也許就是不同的東西方文化差別。”他認為，這種講法是比較超前了，是將明天的話在今天講了，但這種講法目的是要我們回頭去看看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

費孝通先生認為，在未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中，怎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人類共同的文化，這是一個大問題，怎么創(chuàng)造，現在誰也說不清楚。但世界一體化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規(guī)則和社會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行為準則。這要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他說：“‘和為貴’的觀念，是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出發(fā)點。在與異民族相處時，把這種‘和’的觀念置于具體的民族關系中，出現了‘和而不同’的理念，這一點與西方民族觀念很不相同。我認為‘和而不同’這一古老觀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發(fā)展的一項準則和一個目標。承認不同，但要‘和’，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條道路，否則就要出現紛爭。而現在人類擁有的武器能量已經基本可以在瞬間毀滅地球，可以說‘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

9·11事件的發(fā)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國家之間的越來越升級紛爭，都證明了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見解非常正確，而且有著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樣才能出現呢？我想離不開承認不同，存異求同，化解矛盾?；獾霓k法中，既要有強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國既然現在屬于一個地球村，這個‘村’里就應該有一套‘鄉(xiāng)規(guī)民約’大家認同，自覺遵守，否則就要亂套。‘鄉(xiāng)規(guī)民約’與法律不同，時習慣化的、自動接受的，適合社會自我控制，是一種內力。中國老話里講‘克己復禮’，這個‘禮’是更高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5]

費孝通先生的這一看法和理念，對于當今世界的發(fā)展有著相當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一位中國學者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東方智慧。在這樣的基礎上，他要求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重新認識自己古老的傳統(tǒng)文化。

他說，我們不要認為只要是傳統(tǒng)的、民間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丟掉的或拋棄的。其實里面還可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值得我們今天新的文化借鑒的，可以成為我們今天新的文化發(fā)展的基礎。當然明確的說來，在民間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中是有很多不好的、落后的東西，是我們今天要拋棄的，但我們不要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給倒掉了。要留下許多優(yōu)秀文化的種質，并在這基礎上讓它們得到重新發(fā)展，為人類的未來發(fā)展不斷的提供新的養(yǎng)分。

他舉例說，我們中國人在這地球上生活了幾千年，那時候并沒有現代概念中的醫(yī)院，但是他們是怎么活下來的呢？這里面有很多的辦法，有許多辦法很經濟、很實用，比如針灸、拔火罐、刮沙等等，有時并不需要藥，就能解決問題。不但簡單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說，在我們傳統(tǒng)的文化中實際上是有很多好東西，值得我們去繼承和挖掘的，所以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這方面我們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認識[6]。

在一次有關西部課題的討論中他告訴我說：“所謂美和不美，實際上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實人的智力和習性也都大體相似，但為什么世界上還會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為人們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所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異。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我們不是要消除這些差異，而是要從更深刻的意義上去認識這些差異。我很贊成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的理論，將其用在當今的時代是非常合適的。隨著通訊和交通的迅速發(fā)展，人們的空間距離越來越近，地球也越變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開始出現。但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注意我們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們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認識自我，知道在新的時代中華文明存在的意義，中華文明要為世界的未來發(fā)展做出的什么樣的貢獻。我常說的“文化自覺”實際上也包括了這一層的含義。“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認為，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地球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莊，我們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是這一村莊的居民，這些居民們要在一起共同和諧的生活，就必須要學會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但這種理解和尊重必須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礎上，而我們對西部文化傳統(tǒng)的認知、理解、詮釋和研究的過程就是在不斷建立這種自信和自尊的過程。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說的：“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說可謂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劑，他以闊達的態(tài)度指明人類的發(fā)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

費孝通先生生前總是對我說，每個人作為生命的個體，總是會在這個世界消失的，但作為整體的人文世界，卻是生生不息的，這個人文世界是由許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們的生命消失了，但我們的思想卻會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費孝通先生雖然去世了，但他豐富的學術思想，卻成為了永遠不滅的人類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最后的結尾，我想用費孝通先生的一段話：“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人一代一代的創(chuàng)造，把時間變成了積累的基礎。在人文時間里，留住了生命、時光，勞動和鄉(xiāng)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