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與晚清書法圈

西南大學文學院 曹建

摘要〕桐城－陽湖派、桐城－湘鄉(xiāng)派是與桐城派有著密切關系的文學流派。文學流派的發(fā)展往往與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而作為文人余事的書法也往往與文人及其文化圈緊密聯(lián)系，并因此而與文學圈有著相當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合。文學家與書法家身份的重合，一方面說明書法所具有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也凸現(xiàn)出具有流派意義的書法圈。

〔關鍵詞〕桐城派 陽湖派 湘鄉(xiāng)派 書法圈

與其他藝術流派的形成一樣，書法流派的形成也大致可以分為非自覺形成的流派與自覺形成的流派兩種情況。非自覺形成的書法流派，往往因為書法家書法觀念、風格的接近或者交往較多而被認為具有流派性質，但沒有明確的組織形式，也沒有明確的綱領、稱號、宣言；自覺形成的書法流派，是書法觀念與風格較為接近，藝術趣味相投的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自覺形成的。當代的一些書法批評認為前者是具有傳統(tǒng)意義的流派，后者是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流派?；蛟S因為書法對于文人的依附性，明確結社而形成的書法流派在古代并不多見，許多書法流派的得名多因觀念與風格的近似由后人概括而成。[1]如元代奎章閣書家與明初臺閣書家因為其工作單位相同、書法風格接近而得名；明中期吳門書派、清初揚州八怪書派則因為書家所居住、活動的城市而名；至于所謂“南北書派”則以地域之南北與風格對應，有著泛論色彩。無論如何劃分，書法流派當以書法觀念、風格以及書家交往活動為主要依據(jù)?？梢哉f，正是以書家共同活動而形成的書法圈為基礎，書家形成較為接近的觀念與風格，進而形成流派。筆者在對于晚清書法的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晚清書法史存在許多由相同文化圈而形成的書法圈，以及在書法圈基礎上所突顯的書法流派。[2]一個非常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與文學圈相對應的書法圈的存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幾乎與桐城-陽湖、桐城-湘鄉(xiāng)兩派重合的書法圈足以說明書法對于文學尤其文人的依附性。

1. 桐城－陽湖書法圈

眾所周知，桐城派以文學流派彪炳清代文學史200多年，其影響是巨大的。而桐城派的得名，也并非所謂自覺形成，當屬于非自覺形成的流派。從早期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等人那里，不見桐城派之說，直到集大成者姚鼐，始有“桐城”之名，而“桐城派”的明確提出則要到咸同年間的曾國藩。[3]陽湖派文學家的活動在嘉道間，而其得名則與桐城派較為接近，晚至光緒初年張之洞的《書目答問》。[4]關于桐城派與陽湖派的文學主張并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此處需要強調的是二者的關系。文學史上關于二者關系的討論，大致有兩類意見：一為承繼說，一為對抗說。前者“強調兩派相承的一面，傾向于視陽湖派為桐城派的旁支別系”，后者“強調兩派相競的一面，傾向于視陽湖派為擺脫桐城派影響的獨立支派”。[5]周中明認為，“對抗”之說，“純屬無稽”，而師承桐城，雅近歷史。[6]因此，可以說，因為文學的同好，在嘉慶、道光年間，以桐城－陽湖文學圈為中心，聚集著一批文人。正是這樣一批文人，在討論文學的同時，也將許多精力用在書法的討論上，進而形成了桐城－陽湖書法圈。

在這個圈子中，許多人以文學家而兼善書法，包括姚鼐、吳德旋、張惠言、惲敬、錢伯坰、張琦、陸繼輅、李兆洛、包世臣等人。[7]其中，錢伯坰、姚鼐、張惠言及其弟張琦是出色的書法家，而包世臣、吳德旋又是有名的書法理論家。可以說，“陽湖—桐城”文化圈聚集了當時活躍在江南鎮(zhèn)江、揚州、宜興、南京、皖南等地一批重要的文化人，而這個圈子所推崇的書法風格也正是傳統(tǒng)帖學，其間鄧石如的穿插與包世臣的鼓吹，又使這個圈子有著較明顯的碑學背景。

就書法而言，以吳德旋、包世臣交往為中心，錢伯坰、張琦、張惠言相與探討，而姚鼐作為吳德旋、李兆洛等人的師輩又自然影響著他們的書法觀。

這里主要來關注包世臣、吳德旋與錢伯坰之間的交往。

錢伯坰（1738－1812）為陽湖派代表人物之一。[8]錢伯坰在書法上的地位，我們可以從包世臣的評價中得知一二。包世臣《完白山人傳》將其與鄧石如進行了對比：

 

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為絕業(yè)，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為第一。而魯斯執(zhí)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為指捥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以指鉤鉅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捥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

 

經過包世臣之介紹，錢伯坰與鄧石如相見。由于包世臣對于鄧石如的偏愛，他筆下的錢伯坰對于鄧石如的前恭而后倨，被描述得有點出爾反爾的味道。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包世臣所謂劉墉以后。錢伯坰正、行書被推為天下第一的事實。另一方面，錢伯坰自視甚高，對鄧石如執(zhí)筆法多所詆毀。換個角度來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錢伯坰在書法上的地位也是不容輕視的。正是這樣一位錢伯坰，與吳德旋、包世臣有許多關于書法的討論。

錢魯斯的行書及榜書被包世臣《國朝書品》列為能品下，安徽博物館有其《贈鄧完白詩》軸。包世臣記載了其與錢伯坰嘉慶七年的一次會面：

 

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9]

1802年秋天的這次會面，對錢伯坰而言也許并不是特別愉快的事情。兩人為一個當時被書法界許多人神化的所謂“功夫”進行了激烈的爭論，65歲的錢伯坰自稱用羊毫歷50年練就雙鉤點畫，而28歲的后生小子包世臣則不以為然，面折其謬。[10] 15年以后的1817年，包世臣還與朋友張翰風津津樂道，而此時的錢伯坰已經去世五年了。由此固然可見包之自負，更可見錢之影響。至于包世臣所謂錢伯坰“用羊毫說”，王潛剛認為：“余觀滄閣中所收魯斯書皆紫毫健筆所書，他處所見有用兼毫或羊毫書者，而羊毫為少，與此語不合。豈魯斯因慎伯專用羊毫而此為此言耶？”[11]錢、包二人共同的朋友吳德旋在看過包世臣的這段描述以后，有如下一段記載：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后，未敢與之爭。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余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于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倘所謂責備賢者之意耶！[12]

 

對包世臣《述書》調侃批評錢伯坰，吳德旋心中隱隱覺得不妥。但是，吳、包二人的共同點卻值得注意：其一，包世臣對顏真卿行書由不喜歡轉變到“推服”，終于與吳德旋觀點一致了。其二，吳德旋對于《述書》妙論層出的贊揚，也顯示出二者的一致性。

相比之下，吳德旋與錢伯坰關系似乎更進一層。吳德旋與錢伯坰相識于乾隆。吳德旋《贈錢魯斯序》記載了與錢氏的相識相知：“余之始識魯斯也，在乾隆己酉之歲，迄今嘉慶壬戌歷十四年矣。中間緣人事乘隔，蹤跡頗疏，而相知愛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方余初見魯斯時，所作詩文甚淺陋，不足觀，魯斯顧有以奇之，謂異日必當為作者。十馀年來，予所得差不后人，魯斯益自喜其言之將驗，淺識之士，或從而怪之，魯斯不顧也。……今年春，魯斯偕余客居吳門靈鷲寺中七十馀日，晝夜縱論極歡。”[13]兩人靈鷲寺晝夜縱談70天的內容未見記載，想必也是天下古今，無所不談了。吳德旋認為：“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余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后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杰。惜其未參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于凡艷，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14]像錢氏這樣一位帖學名家，固然不能隨意貶低，雖有小疵，但其沉著痛快卻深得帖學玄旨。吳德旋還記載了錢伯坰的書法理論。其《初月樓聞見錄》云：“（錢魯斯）曰：‘吾曩于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于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會之于心。……故曰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yǎng)之也有原，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于為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15]此段所述其對于書法拓本、作品的解讀能力令人贊賞，而“法”、“意”關系論則相當精辟。

從吳德旋、包世臣二人對于共同的朋友錢伯坰的評價中，不難看出：吳德旋是非常贊賞錢氏書法的，其評價“沉著痛快”足以使帖學家榮耀一世；相反，包世臣與錢伯坰雖然也為朋友，然包世臣對錢之“功夫”并不十分看好，對他的執(zhí)筆法甚至有調侃的味道，而對他的書法只列于能品下。很顯然，包世臣對錢伯坰書法是有所不滿的。

與錢伯坰不同，張琦不僅為吳德旋的好友，而且還被包世臣引為知己，并結為秦晉之好。包世臣《答張翰風書》：“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尚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為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鬯目送手揮之旨。是以游歷數(shù)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為同術。”[16]又，包世臣在道光八年54歲時“嫁女孟儀與陽湖張翰風之次子仲遠。”[17]而包、張二人的交往也是比較廣泛的。張琦還是包世臣與鄧石如之間的紹介者。包世臣《完白山人傳》有“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而鄧石如欲在揚州見包一面的想法未能實現(xiàn)，僅見到張翰風而已。[18]由此可見，鄧石如、包世臣、張翰風關系也很不錯。另，包世臣還有《擬古三首寄翰風》、《武進處士張翰風》等詩。就書法而言，張琦在當時的名聲絕不在包世臣之下。吳德旋《初月樓文續(xù)鈔》評張琦書與包齊名：“書長于分隸，蓋懷寧鄧石如之亞，而真行書與涇縣包慎伯齊名。慎伯推之，以為舉世無與比。”所謂“慎伯推之”，見于包世臣《齊民四術》：“翰風嗜書，移漢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書斂分勢，并騰踔蘊藉，當世無與比。”與包不同，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則將張琦與郭尚先并提：“嘉道之間，以吳興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風二家大盛于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于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于摺策之體也。”[19]雖然此處康有為對張、郭二人并無褒揚之意，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康有為將張琦與郭尚先并稱為當時的帖學代表?？涤袨橐苍S并沒有注意到，包世臣已經提到過的一個觀點，張琦不是純粹的帖學家，也曾經有過對于北碑的模擬與漢碑的學習。關于此點，又見于包世臣《藝舟雙楫》：“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既乃集前后所言，掇其要為此篇，又為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為《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尚竣，微立異同。”[20]包世臣的《述書》、《歷下筆談》為與張翰風的談話記錄，可以說包文有張氏催生、啟發(fā)之功。1819年分別不久的包、張二人會于濟南，張翰風受包世臣影響，改變執(zhí)筆法，學習北碑，其風格與包世臣書法幾乎難以分辨。至于其隸書水平，吳德旋《與張翰風書》也有評價：“足下所為分書已足跨越當世，降而為行楷、行草，即不能遽到古人，豈至有愧于今人哉耶？”[21]分書之外，吳德旋所期望于張琦者，還是帖學范疇的行楷與行草。無疑，包世臣與吳德旋在對待張翰風書法的評價上有著相當?shù)囊恢滦浴?/p>

不僅如此，吳德旋還與張琦一起探討包世臣書法優(yōu)劣。其《與張翰風書》云：“慎伯書信能自樹立，而不免求之于太過自然之境，猶有間焉。德旋謂其截長補短可并諸城，未到華亭者，為此也。”[22]所謂“太過自然之境”，無非是批評包書缺少法度而太過隨意，而分析其與劉墉、董其昌的差距，則無疑又表白出吳德旋對于劉、董的推崇。與之相媲美，對于董其昌、蘇東坡的推舉并不只是吳德旋的意見，包世臣也有同樣的觀點：

 

慎伯論書，于唐人后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為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余子所及。此見與余極合。慎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疏。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疏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疏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23]

包世臣對蘇東坡、董其昌書法爛漫、刁疏的辨證，足見其書論水平。雖然包世臣的創(chuàng)作并無多少蘇、董痕跡，但吳德旋卻于此得到莫大的鼓勵與快樂：“余年三十余始留意學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揚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于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4]對于顏真卿行書的看法，前文已經提到包世臣有一個從不喜歡到喜歡的情感經歷。相比之下，他對《祭侄稿》表現(xiàn)出更大的熱情：“慎伯謂平原《祭侄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蹲惶飞袔я媾畾?，《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憤激于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嘆者也。”[25]而對于同朝帖學大家劉墉與吳德旋的老師姚鼐，包世臣也有著相當高的評價。在一首夸贊鄧石如的《論書絕句》詩后注中，他寫到：“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后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26]就對顏真卿、蘇軾、董其昌、劉墉、姚鼐的看法而言，吳德旋與包世臣幾乎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認為，包世臣的帖學觀仍然保留著傳統(tǒng)帖學的精髓。

更有甚者，包世臣仍然以王羲之、米芾、孫過庭等為學習的典范，縱然這種學習僅具有觀念的意味。他的帖學觀念并不如20世紀一些研究者所概括的那么偏執(zhí)，而在行草書上也并未放棄帖學。這也許與其友朋中的張琦、吳德旋等人帖學主張的影響不無關系。[27]如果說對于《書譜》的大量臨寫與《刪定吳郡書譜序》足以見出其上追孫過庭的努力的話，[28]那么可以說其《小倦游閣記》則披露了迷戀《閣帖》、以米芾相期許的內心世界：

 

嘉慶丙寅，予庽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后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別真?zhèn)?，以襄陽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為精。襄陽在維揚倦游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游閣。十余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29]

 

對于王羲之的態(tài)度在其《自跋草書答十二問》、《十七帖疏證》等亦可見出，而其自稱“右軍后一人”則更顯出其內心仍以王羲之為書法最高目標：“包慎伯以側鋒為宗，所著《藝舟雙楫》，遂以風靡天下，然自擬右軍后一人，未免自信太過。何子貞又譏其不能平直自由，亦為過毀。承其學者，有吳熙載讓之、趙撝叔之謙，皆為世所重，而讓之遠矣。”[30]楊守敬以吳熙載、趙之謙“讓之遠矣”的說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包世臣《藝舟雙楫》風靡所帶來自我定位的不準確確為后人留下了把柄。包世臣的這種“自擬”，在其《十七帖疏證》后有一段表白：“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于小倦游閣，兩目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鸇搏擊，饒有不草使轉縱橫之意。”[31]也許正因如此，何紹基才有對包不能橫平豎直的譏嘲：“包慎翁習北碑，先于我二十年，書名甚重于江南，從學者相矜以為包派。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于北碑未為得髓也。”[32]北碑并未得髓，帖學也淺嘗輒止，包世臣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的尷尬境地與其理論的風靡天下形成了鮮明對比。雖然其門下士“相矜以為包派”，但在何紹基看來，也僅僅是一場鬧劇而已。

可以說，吳德旋與包世臣的書法觀念雖然有著區(qū)別與不可避免的沖突，但也有著許多共同點?？梢苑浅？隙ǖ卣f，在錢伯坰、張琦、吳德旋、包世臣等人所構成而以桐城－陽湖文化圈為基礎的書法圈，有著許多共同或者近似的書法觀念，加之在創(chuàng)作上的相互探討、切磋，為這一流派的存在與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學術藝術基礎。

2. 桐城——湖湘書法圈

在晚清歷史上，同治中興極為有名。所謂同治中興，指由中央政府官吏奕訢、文祥、沈桂芬、李棠階以及地方要員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駱秉章等人領導的自強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33]曾國藩為被認為是地方官的代表人物、同治中興的領袖，而與其關系密切的胡林翼、駱秉章及郭嵩燾、郭崐燾等其他湘籍官僚幾乎都是同聲相求。此外，曾國藩又是“桐城古文的中興大將”，而首次提出作為文學流派的“桐城－湘鄉(xiāng)派”則是胡適：曾國藩為中心的“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了一支生力軍，忽然做到中興的地位。但桐城－湘鄉(xiāng)派的中興，也是暫時的，也不能持久的。”[34]所謂“桐城－湘鄉(xiāng)派”，就是以曾國藩為中心的同治中興諸名臣及曾國藩幕僚、親屬為主的文學流派，幾乎囊括了與曾國藩有著交往的湘籍官僚及其門生故吏。曾國藩弟子中代表人物有號稱“曾門四大弟子”的張裕釗、吳汝倫、黎庶昌、薛福成，其中，張裕釗為晚清有代表性的書家。與“桐城-陽湖”圈相似，“桐城－湘鄉(xiāng)派”在作為文學圈的同時又形成了一個書法圈。稍有不同的是，由于曾國藩不僅屬于桐城派，還與何紹基一起作為宋詩派的重要代表。因為何紹基的存在，這個書法圈子的名稱似乎以“桐城-湖湘派”或者“桐城-宋詩-湘鄉(xiāng)派” 為確。為簡便起見，本文以前者為是。由此可說，“桐城-湖湘派”書法圈是以曾國藩、何紹基二人交游為中心，外及張裕釗、張穆、胡林翼、郭崐燾、鄧傳密、曾紀澤等人。

曾國藩與何紹基的交往時間較長。二人同為湖南人，何紹基也因為其湘籍及其父蔭得到了同治間把持朝政的曾國藩及其經世致用集團中許多官員的推重。曾國藩獨具慧眼，認為何紹基書法“必傳千古”。[35]此外，曾國藩還多次表明他與何紹基在書法觀上的默契：

何子貞與余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余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蕩，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子貞深以為然，謂渠生平得力盡于此矣。

何子貞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

[36]

依此而論，曾國藩大有伯牙子期之感。正是這種相似的主張與相知的感覺，使二人為中心的書法圈有了流派的意義。從用筆上說，曾國藩主張用狼毫；從取法上說，曾國藩提出取法“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的觀點，其所謂“一石謂劉石庵，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羲、獻，六宗為歐、虞、褚、李、柳、黃也。”[37]推崇二王與唐人、黃庭堅是曾國藩書法觀的重要內容。而在何紹基的交游圈中，座師吳榮光、程恩澤及其父何凌漢帖學觀的影響是形成其尊崇唐人的主要來源；而老師阮元、老友包世臣為碑派理論家兼帖學實踐者，無疑也令何紹基受到思想沖擊，是其喜歡北法的主要源頭。

曾國藩與何紹基的交往中，還有一位較為關鍵的人物――張穆（1805－1849）。張穆與何紹基為好友，三人應當在北京既已會面。雖然張穆口頭上并不以書法為能事，[38]但是鉤摹、刊刻《忠義堂帖》等也足以說明其對書法的關注與熱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張穆寫詩記敘了其交游圈中書法家的情況：

追懷文友工書者，烏程精楷（沈子惇）泰興篆（陳東之）。皆從本領攄心畫，肯泥面貌區(qū)圓扁。安丘（王菉友）何媿小學宗，黟山（俞理初）雅稱鴻詞選。不將蛇蚓疥屋壁，稿草縈回妙牽轉。日照（許印林）摹顏真肖顏，性識剛稜意精腆。肅寧（苗先路）釵腳共服媚，白云動波波涵衍。眾妙兼資何道州，家聲科目滋履戩。…欣承君友皆我友，獨學自封譏庶免。[39]

由于與何紹基十分要好，“君友皆我友”，所以從他的記載可以來考察張穆—何紹基交游圈中的書法風氣。張穆這里提到的書法家有沈子惇、陳東之、王菉友、俞理初、許印林、苗先路、何紹基。諸友中泰興陳東之、安丘王菉友工篆書，而沈子惇工楷書，許印林、苗先路善顏書，俞理初善稿草，何紹基則兼善諸體，與諸家多有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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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許瀚尺牘

<? 通過號為包世臣老友的何紹基，可以看出“桐城－陽湖派”與“桐城－湘鄉(xiāng)派”之相互聯(lián)系，雖然其間有著相當?shù)臅r間與空間跨度。同樣，作為與“桐城－陽湖派”有著密切關系的包世臣老友鄧石如，縱未能直接與“桐城－湖湘派”聯(lián)系，但其兒子鄧傳密卻克紹箕裘，與“桐城－湖湘派”有著友好往來。

曾國藩與胡林翼談及書法的信件，多與鄧石如兒子鄧傳密有關?？梢哉f，胡林翼為鄧傳密與曾國藩之間的中介。咸豐九年初見鄧傳密篆書，曾國藩極為高興，致信胡林翼：“守之見寄篆屏數(shù)幅，不愧完<?白先生家風，明歲如得會晤，當加禮敬，以答雅屬。”[40]次年三月，為求鄧傳密篆書連續(xù)給胡林翼二信。閏三月二十日書信云：“鄙意欲于該處立一大碑，書某官某君殉難處，用徑尺篆字大書之；其旁立二小碑，書拙作記文。用篆字則嫌人不認識，拙文亦不簡渾，不宜于篆。用隸字則非鄙性所好，且隸體亦難于工雅，只得用楷書，不審閣下尚耐煩作楷否？又不知英山有大石否？書石最苦，而神氣易完；書紙雙鉤較便，而易離其真也。”[41]順便需要強調的是，曾國藩對于書碑書體、方法、材質的研究都有著相當?shù)纳疃?。過了四天，曾國藩又有一信：“守之兄在英山尚留幾日？侍請其寫‘清故皖南道何公（何丹畦）殉難處’十字，約徑八寸，大篆字。將刻于該處。懇代求為荷。”[42]五天之內，連續(xù)二信，足見其對于書碑之事的鄭重態(tài)度與對于鄧傳密的尊重程度。同樣，鄧石如兒子與張裕釗也有交往：

同治戊辰秋，裕釗晤懷寧鄧君守之江寧。鄧君出示裕釗石交圖。圖中為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生相與集于集圃者。湘鄉(xiāng)相國取兩先生字名之遺芬高致，恍若可接。[43]

曾國藩與郭崐燾書信也有談論書法的時候。咸豐十年，差不多在給胡林翼寫信求鄧傳密篆書的同時，致信郭崐燾論及篆書寫法及李陽冰篆書：

適張仲遠以《怡亭銘》見貽，因分餉閣下，以資寶玩。吾所見少溫篆，以此暨《棲先塋記》為最。[44]

另有一封回復郭崐燾的信件談到隸書：

尊書隸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專為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于真草諸體，以為未公不憑，非至論也。仆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曾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為隸家正軌；《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為閣下陳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45]

此段可見其主張學習《禮器碑》與《張猛龍碑》，反對取法唐隸與《曹全碑》。這與何紹基臨習《張遷碑》、《石門頌》、《張黑女》相比，有著較為一致的取向。

3.結論

本文并非對于“桐城－陽湖派”與“桐城－湘鄉(xiāng)派”、宋詩派文人圈與書法圈交叉重合的專題研究，只能說是研究的嘗試而已。綜合上述，可以知道，文學流派的發(fā)展往往與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而作為文人余事的書法也往往與文人及其文化圈密不可分，并因此而與文學圈有著相當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合。研究書法史，不能忽視書法文化圈這樣一個書家的生存環(huán)境，而作為文人之一類，與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書法家的生存狀態(tài)與其書法觀念、創(chuàng)作水平必然有著許多難以割舍的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