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使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建設前景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zhàn)。要在城市化進程中保護、傳承和發(fā)展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就要提高其“文化自覺性”，調整其文化心態(tài)，加強其對自身傳統(tǒng)文化的調適、轉換，進而推進民族文化的重塑和整合。

關鍵詞：城市化；少數民族文化；前景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67Ｘ（2009）04－0017－05

進入21世紀，城市化已成為繼工業(yè)化、現代化、信息化之后的又一全球性潮流。在交往全球化、社會進程城市化背景下，少數民族如何既能保持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特色又能融入世界文化、城市化行列中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對于城市化的含義，不同的學科分別依據各自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人口學認為城市化是農村人口轉變?yōu)槌鞘腥丝诘倪^程；地理學認為城市化是農村地域轉變?yōu)槌鞘械赜虻倪^程；社會學家認為，城市化是由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經濟學家認為，城市化是由農村自然經濟轉化為城市集約大生產的過程［1］。盡管不同學科理解的側重點不同，但大家一致認為城市化是一個過程，是人類文明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fā)展的過程，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水平深化的結果，也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它包括人口的非農化、產業(yè)的高級化、地域景觀的復雜化等。如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學者英克爾斯給現代化下了一般定義的同時，還給出10項指標來明確現代化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水平，其中兩項指標分別是：非農業(yè)就業(yè)人口在總就業(yè)人口中所占比重超過45％；城市化50％［3］。可見城市化也是一個由低級社會不斷向高級社會轉化的過程，其實質是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和交往的全球化、現代化而出現的一個從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農業(yè)文明向現代城市工業(yè)社會、城市工業(yè)文明轉變的過程。

城市化過程要比“城市化”概念的提出早得多。實際上，從人類早期定居開始就出現了城市化，從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之后，城市化的進程就大大加快了。而且這個進程不是勻速直線運動，而是加速度遞增的運動。從20世紀初第三次科技革命風起云涌開始，城市化的進程更是狂飆突進，其波及的范圍和產生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之前幾個世紀的長久醞釀?？梢哉f，從我們的祖輩到父輩再到我們，目光所及的世界日漸遼闊。他們從沒像我們這樣如此關注“城市化”這個詞匯。因此，從我們所理解的這種意義上，城市化不僅包括經濟的城市化，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城市化。因為城市體系的建立，不僅要把它的生產方式、經濟體制輸入到非城市地區(qū)，而且也要把它的政治體制以及文化觀念甚至宗教信仰都傳播到非城市地區(qū)。“文化城市化”的傾向是前現代以國家、地域為載體的民族文化經過幾個世紀的角力、碰撞和融合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正在為我們所經驗：一方面，城市經濟發(fā)展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規(guī)模巨大、內容豐富的城市性文化市場；另一方面，迅猛發(fā)展的技術為我們搭建了城市性文化交流的物質載體，提供了一整套用于信息傳播的基礎設施。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非本土內的齊一性驚人地顯露出來。我們可能崇拜同一個文化偶像，向往同一個旅游城市，穿同一種品牌的服裝，喝同一種軟飲料。我們?yōu)橥粋€文化主題激動或者焦慮。我們能切身地感受到，由于發(fā)達的電信、廣播、交通設施，文化流動所覆蓋的區(qū)域與達到的頻率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人們對文化形象、文化符號的價值認同也變得前所未有的整齊劃一。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現代化建設水平具有明顯的地帶性差異和省際差異，即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qū)往往也是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qū)。東部是我國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同時表現在城市化水平和現代化發(fā)展程度也較高；而作為我國相對落后的西部少數民族較為集中地區(qū)，它的城市化水平和現代化發(fā)展程度明顯偏低。

城市化發(fā)展到今天，已經成為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阻擋的潮流。無論從何種角度觀察，作為經濟現代化標志之一的城市化都會給少數民族民族地區(qū)帶來全面的挑戰(zhàn)，尤其表現在對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方面。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沖擊力迅猛推進，以無法阻擋的穿透力滲透到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剛性結構中。在交往全球化、社會進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全球化、現代化、城市化與文化一體化、多元化的關系，是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之一。關注全球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生存狀況，明確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傳承的前景，確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的內容及其規(guī)范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世界在經濟上的聯(lián)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但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認同度反而不高。事實上，相對于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和傳統(tǒng)是更為穩(wěn)固和復雜的。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城市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現代性由西方勃興然后傳播到全世界的過程，城市化與現代性之間有一種時空關聯(lián)，城市化是現代性的空間維度，而現代性是城市化的時間維度。對比經濟、政治、技術、軍事力量和世界影響力，城市化在現在情況下，還是一種西方中心的城市化，而“文化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西化。“文化城市化”與文化西化之間的轉換，一方面是文藝復興以來幾個世紀的歷史所帶來的必然趨向；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國家有意識或下意識甚至是想當然地在對全球化中的邊緣國家和民族進行文化同化。因此，文化的全球融合也面臨著一個危險，即一種整齊劃一、鐵板一塊的普遍主義的危險。如何才能避免這樣的危險？

在交往全球化、社會現代化、城鎮(zhèn)化的當代背景下，少數民族如何既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又能融入世界文化、現代文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的行列中去的問題，是異常突出的。從文化哲學角度看，這個問題的深層，實際上就是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的“一體化”與“多元化”的關系問題，即如何才能保證中華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個性和資源不致丟失，保證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得以繼續(xù)傳承？因此，研究此問題，既關系到各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生存前景，也關系到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現代轉型的發(fā)展戰(zhàn)略，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更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

 

文化始終是處于變遷之中的，希望用某種方式，尤其是借助某種外力，讓一個曾經在特定的情況下非常繁榮的文化重新按照過去的繁榮方式再繁榮起來是不現實的。所以在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上應有兩種思路，即從生存論和意義論互補的角度去保護和傳承。

我們認為，就生存論層次的現代化而言，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要繼續(xù)生存，就只能作總體的、根本的適應性轉型，走一體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邊緣文化形態(tài)存在；從意義論層次的現代化來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則可以在有可能作個性化選擇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圍內，以多元化的民間風俗習慣和個性生活情趣形態(tài)長期存在，并對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生活產生參考性影響。

（一）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經適應性轉型可以依附性的邊緣文化形態(tài)存在

首先，應注意把握文化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張力。這從根本上講就是把握好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對矛盾的關系。一方面，歷史發(fā)展成為世界歷史的過程表明，城市化、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而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具有歷史必然性，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的歷史發(fā)展趨勢。歷史地看，少數民族多半是在“世界歷史”形成的條件下被交往全球化拖進現代化、城市化的洪流之中的。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他們不得不參與現代化、城市化條件下的生存競爭，并且作為相對弱勢的一方，現代化、城市化競爭的種種規(guī)則對他們而言都是“預設”的，他們無力左右這些競爭規(guī)則，而只能被動地適應。這就是說，在“世界歷史”尚未形成，各民族社會文化的歷史進程尚未世界化，族際交往的范圍、頻率和程度相對狹小、低緩、淺表的條件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或文化的民族性（個性、多樣性）有可能在各民族社會文化進步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而在“世界歷史”形成、交往全球化、城市化的現當代，則是現代文化或文化的世界性（共性、統(tǒng)一性）在各民族社會文化進步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因此，作為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承繼者，我們必須積極尋求世界文化資源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平臺，總結提煉人類文化實踐的一般規(guī)律，在這種普遍的、一般的、合于理性的平臺基礎上獲得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合法性與認同感，并致力于將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成分，轉化成具有全球意義的文化價值資源，對世界文化作出獨特的貢獻。

這種保護和傳承方式我們稱為保存化石的方式，目前像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所做的種種努力，都是稱之為化石化努力，即非常忠實的保留一個瀕危民族文化的樣本，盡量排除一些現代人給予的觀念，或者是現代人給予的偏見，影響我們對這些資料的觀察，盡量按照它的原狀保留下來。在語言方面全世界流行的做法，是當對于以這種語言作為日常交際的人不足一千人時，我們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讓訓練有素的田野語言學家忠實地記錄他們的語言，編輯這種當地語言和流行語言的字典，如果能夠完成這一步，實際上我們就將化石材料完整的保留下來了，這是我們當前工作的一個重點。

其次，應改造、轉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使其形成與中華文化一體的核心價值和共同理想。在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與現代的價值沖突、經濟與道德的價值沖突、公平與效率的價值沖突以及個體與整體的價值沖突等等文化價值層面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這些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華文化普遍價值的再次形成。黨的十七大報告在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目標時，首先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體現。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另一方面要積極挖掘民族優(yōu)秀文化精神，積極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才能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保持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全民族共同的文化紐帶，使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得以延續(xù)。也就是說，面對交往全球化、城市化帶來的現代化競爭，面對現代化提出的開放化、民主化、法制化、市場化、專業(yè)化、產業(yè)化、知識化、流動化等等“一體化”的要求，為了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立足，少數民族只能從根本上改變因習成風、分散自給、封閉自足、悠然自得的傳統(tǒng)生產生活方式，和全國人民一道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培養(yǎng)和增強開放意識、法制意識、商品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質量意識、品牌意識、服務意識和教育意識，整體地重塑、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既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又能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和共同理想。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在當前出現的市場化動向、藝術化動向，以及社會生活從原來主要靠民族習慣法、民族宗教和倫理習俗等非正式控制手段來運作，到當前村政建設、法制建設等正式控制的加強，從根本上說，都是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適應、依附現代文化的表現。

第三，在生存論意義上，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對城市化、現代化、全球化要求做整體的適應性調整，并不意味著一定得完全放棄文化的民族性。我們知道，后發(fā)展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不免要描摹西方，這種描摹在其現實意義上只能是一種經濟、政治的描摹，而非全盤西化、全盤模仿。哈貝馬斯就認為，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是一個逐漸合理化的過程，社會的更新和演進，也就是社會的進化必將達到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tài)。在這個目標狀態(tài)中，文化傳統(tǒng)被不斷地批判和更新，政治形式依賴于一套形成決策的程序，人越來越自由，對現代化的進程越來越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這種反思與批判是依托于被批判和更新的文化傳統(tǒng)在動態(tài)的過程中呈現的文化現代性而完成的。恰恰是這種作為現代化反省和批判的文化現代性是不能完全模仿西方的——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都是生長在歷史盤根錯節(jié)的復雜系統(tǒng)中。這樣，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性必須以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為本位來發(fā)揮其反思和批判的作用，中國的現代化社會才能獲得其整體正當性。比如，在市場化過程中，從同行業(yè)和同類商品角度看，商品生產的收益既取決于投入成本、產品質量，也受產品的文化含量和特色的影響，而少數民族正可以利用獨特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生產使用價值不同、文化特點突出的商品來滿足市場需求。又如，在現代社會控制方面，少數民族村政建設、法制建設等正式控制的方式當然需要加強，但由于生活環(huán)境、歷史文化等特殊原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習慣法、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倫理對少數民族社會的穩(wěn)定還將繼續(xù)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能對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生活產生參考性影響

首先，就意義論層次的現代化來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生活方式所反映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情趣，至今也還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文價值。因為，人類迄今為止的文明史似乎總是伴隨著這樣一種悖論：在技術上的每一點進步，社會分工、協(xié)作和交易范圍的每一次擴大，人的滿足感或幸福感理應隨之不斷增長，但事實上人們卻常常發(fā)現自己與自然、與他人、與天真、完整的生活越來越疏遠、隔膜乃至敵對。從中國古代的老子，西方近代以來的盧梭等人文主義思想家，到馬克思，甚至到后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對人類歷史的這種缺憾似乎都有著特別清醒的意識。甚至有不少人還程度不同地表現出對人類童年時代的向往，并懷著在更高階段上“還給”人類天真、完整的人性和豐富的生活情趣的理想。從這方面看，人類文化的演進就不是替代式的、“一次性”的，而必然是累積式的、“重返性”的。為了不至于迷失理想的生活方向，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而且也需要不時地左顧右盼、回頭張望，并借此以確定理想生活的參照。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至今猶存并受青睞，從根本上說，或許就在于它以豐富的形式和相對天真、質樸、完整的品格，給現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某種參照和選擇的可能。更何況，少數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環(huán)境比較惡劣、物質生活資源比較匱乏的境遇中，充分發(fā)掘和利用民族傳統(tǒng)文化本身的資源來滿足心理、精神上的需要，對于他們消減因物質生活困乏帶來的無奈，以此維持和增加生活的自足感和幸福感來說，還是必須的。

其次，在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在生存論層次上的邊緣化，絕不意味著它們在意義論層次上也一定會邊緣化。因為，“每種文化構成了解釋世界和處理與世界關系的獨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復雜，以至于只有以盡可能多的角度來觀察它，才能達到了解它和與它相處的愿望”。［4］畢竟，文化的產生、存在和發(fā)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證生活的充實和幸福，在于使人獲得藝術化的生存——“更加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語）。難怪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針對現代性的缺陷提出，觀察世界并非只有一種視覺，而是有許多種；每一個個體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一種敘述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并非只有一種“大敘述”；每一種理想都有各具價值，各有其存在理由，并非只有一個理想王國。他們推崇文化互補意識，認為如果說第一次啟蒙的口號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啟蒙”的口號就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別，并強調多元文化互補特別是東西文化互補的重要性。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過程哲學”為基礎的“建構性后現代主義”更是進一步提出要將第一次啟蒙的成績與后現代主義整合起來，從而超越工具理性，呼喚審美智慧。在他們看來，工具理性使人們難以擺脫以功利為目的的行為動機，而審美智慧是一種建立在有機聯(lián)系觀念基礎上的，以真善美的和諧統(tǒng)一為旨意的整合性思維。在這里，科學思維、理性思維、感性思維、宗教思維、藝術思維得以相互補充、相互豐富。在此之前，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現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價值和美為前提的，而審美智慧則強調亦此亦彼的和諧思維。對于城市化、現代化引發(fā)的文化全球化的危險，中國哲學“和而不同”的原則和重“情”的傳統(tǒng)給了我們最深刻的啟示?！秶Z·鄭語》記載，西周末年，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政局時第一次區(qū)別了“和”與“同”的不同概念，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而中國文化歷來強調“情”的價值，如完成于公元前2世紀之前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記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白天降。”這一切文化傳統(tǒng)，正和“第二次啟蒙”所倡導的審美智慧即整合性思維正相呼應。因此：一方面各國、各民族要充分地相互尊重，通過對話來欣賞他者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只有深刻地認識自身文化，才能在全球文化的圖景中找到民族文化的定位，并贏得全球的普遍關注和誠懇的尊重。少數民族如果要保證自身文化在時代性和民族性的張力中穩(wěn)健前行，就要首先深入民族文化傳統(tǒng)，然后在中西文化互競當中全面展現民族智慧的魅力和價值。事實上，從世界歷史和全球化、城市化的視閾看，這不僅是一種文化責任，也是一種歷史責任，不僅關乎民族文化的方向，也關乎全球文化的前景。不過，最大的問題在于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如何“適履”，即什么應該傳承下來？什么應該放棄？這個問題就是學界普遍提到的“文化自覺”的問題。

“文化自覺”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國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他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fā)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huán)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5］（Ｐ194）認知、理解和詮釋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聯(lián)系現實，尊重并吸收他種文化的經驗和長處，與他種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將此總結為16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全球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保護傳承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文化上的自覺是必不可少的。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依我們的理解，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應該是指擁有和傳承著一種文化的民族和社區(qū)或者個人，一定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自覺的意識，能冷靜地看到自己文化的利弊，學習異文化的長處優(yōu)點，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懂得自己的文化，熱愛自己的文化；此外，要能夠準確地認識到自己的文化的真正價值，這樣才會珍惜它，愛護它，并采取正確的方式方法來保護它，發(fā)展它。如果沒有這種文化的自覺，文化毀滅在自己的手上了，可能還不會意識到。在當今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出路應是在“文化自覺”的建構方式下，既創(chuàng)建符合民族現實生活環(huán)境和民族特點的發(fā)展目標及發(fā)展道路，又在新的發(fā)展目標的指引下不斷闡釋與建構、傳承自己特有的文化。然而，在很多地方，少數民族卻對其傳統(tǒng)文化做出了很多的改變，比如，在很多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實際上歌舞形式往往和宗教儀式是不可割裂的。但是可能某些地方為了所謂的政治上的正確性，強行把這種表演形式和宗教內涵割裂開來，然后把表演形式當作是一種歌舞形式予以保存下來，把宗教的一部分放棄掉，然后只留下了一個舞蹈的形式。在西南、華南這種現象是非常之多的。這樣做的后果，馮驥才先生曾尖銳地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的后代將找不到城市的根脈，找不到自我的歷史與文化地憑借。當他們知道這是我們的所作所為——是我們親手把一個個沉甸甸的、深厚的城市生命，變成亮閃閃的失憶者，一定會斥罵我們這一代人的物質與愚蠢。”［6］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國當代城市建設的設計者和決策者因沒有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文化自覺”而導致的“破壞性建設的文化災難”。

 

參考文獻：

［1］謝文蕙，鄧衛(wèi)．城市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2］許學強，周一星，寧越敏．城市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吳永保．城市現代化及其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應用［J］．城市發(fā)展研究，2000，（8）．

［4］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報告（1998）：文化、創(chuàng)新與市場·序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6］馮驥才．文化遺產日的意義［J］．新華文摘，2007，（7）．

 

作者簡介：林慶（1972－），女，云南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云南民族大學法學院，云南昆明　650031；李旭（1972－），男，云南教育出版社編輯。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昆明　650034

（本文原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4期第17～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