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生活

——費孝通訪談錄

方：不少人都想知道先生學術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經過，我想它一定與您的早年生活有很大的關系吧？

費：我一生中的最大的目標是了解中國，改造中國，將自己的學術還之于民。雖然我為此奮斗了一輩子，但總的說來我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得還不夠，究竟什么是中國的情況，到現在，也還不能說是理解清楚了。我從20歲開始到北京來讀書，那是我一生變化的界石，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以研究人文世界為主要目標的學術方向。

方：先生所理解的人文世界是什么樣的呢？它和我們個人之間以及文化的創(chuàng)造有什么樣的關系？

費：我對人文世界的理解是，人出生以后就生活在人文世界中，這個世界不是個人造出來的，是前人留下來的遺產，個人通過學習，在人文世界里生活。人本來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思想方式和認識事物的方式都是前人給予的，是向前人學習而來的?？鬃釉唬?ldquo;學而習之”，學習就是模仿別人已定下的辦法。新的文化是存在于學習之中的，是在學習中產生、變化的，有時學不像，有時有新的改變和創(chuàng)造，從而改變了以前的模式。文化的變化和發(fā)展都是在向前人的學習的過程中發(fā)生的，我現在認識到，我一生所研究的內容就是：人是怎么學習的？中國人是怎樣在學習過程中逐步發(fā)展的？

作為個人來說，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自己的文化歷史，個人是在不斷的學習中變化的，我自己也在學習中不斷產生變化，學不像又創(chuàng)造了新的東西，文化就改變了，就像文化有不同的模式一樣，個人的學習也可以有新的選擇。

方：先生作為一個世紀老人，親眼目睹了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的變化和發(fā)展，尤其是您的童年生活，幾乎是處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那時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苦難的中國，也許正是如此，才使您產生了了解中國、改造中國的學術目標。

費：我一生都處在中國文化激烈的變化中間。大約有五百年的時間，中國的文化是關門自守的。五百年前，在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可以和中國文化抗衡的西方文化，而且這一文化的不斷的擴張，導致了中國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重新發(fā)展出來的文化。我的家族就是最早受到這一文化影響的家族之一，而我自己也是在這一影響中成長起來的。

要了解自己的一生，首先要從客觀的歷史來了解它，盡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可能性供選擇，但每個個人都有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就往往決定了一個人一生要走的路。

我是1910年出生的，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是辛亥年，就是這一年發(fā)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國民黨政府。我童年的教育主要是來自父母，對一個人來說，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決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說，一個人是從家庭中開始成長起來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長的出發(fā)點。

我出生的時候，祖母還健在。祖母姓周，童年時，她的家人在太平天國的戰(zhàn)亂中被沖散了，她成了孤兒，被我的曾祖父母收養(yǎng)，許配給我的祖父當童養(yǎng)媳。在這里我要表達的是，從我祖母一代開始就受到了中國動亂的波及。

祖母生了2個兒子，一個女兒，當時，我的祖父家是同里鎮(zhèn)的一個“墻門人家”。所謂的“墻門人家”，就是家里有講究的院門，這種人家，一般都屬于有地位的士紳人家。在我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就去世了，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當時的同里鎮(zhèn)的許多士紳家庭都往來很密切，我的祖父有個好朋友姓楊，名敦頤，他們經常在一起。祖父死后，他就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我的父親，這就是我的外祖父。可是不久我的祖父病逝了，外祖父發(fā)現，由于祖父死后，家里沒有父親管教，我的大伯在外面橫行霸道，他怕影響我的父親正常成長，于是就告訴我祖母，他要將我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女婿帶到家中去親自培養(yǎng)。他是一個研究文字學的書生，他家也是“墻門人家”，是開米行的，當時，這些人都是一邊學習一邊經營產業(yè)。

那時，我的祖母是個寡婦，又沒有多少文化，管教不了我的大伯，最后他在外面闖了許多禍，，引起了群眾的公憤，家里被大家砸了。我的父親因為到了外祖父家，所以安然無恙。由于我的父親從很早就跟著外祖父母生活，所以我的母親在家里地位很高。

我外祖父是一個很新潮的人，他很早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慈禧太后做壽時，加了一次考試叫恩榜，那年，他中了舉人，到鎮(zhèn)上當學官，相當于現在一個省的教育廳長，他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極愿意接受洋學。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他放棄了清朝官員的位置，而應聘到上海祖界當了一名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在商務印書館編的《辭海》的編輯者中還有他的名字。另外，他愿意接受洋學也表現在他對孩子的培養(yǎng)上，如他將一個兒子送到清華大學學習，我的這位舅舅是清華送到美國留學的第一屆學生，和胡適是同班的同學，后來成為洋行的經理。國民政府成立后，我的大舅舅在北京做官，當過相當于行政院的秘書長職務的官員，名叫楊千里，他以書法出名，其書法是從小在家里學習的。我的媽媽被送到上海的務本女校。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學生之一。

父親考上了最后一屆秀才，從那以后中國取消了科舉制，后來吳江縣將他送到去日本留學，學教育，他不懂日文，日本當局請了懂中文的教師給他上課，由于日本在文字上可以和中文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和日本人可以用筆交談，甚至可以對著下象棋。

我父親回來后辦了吳江中學，隨后，南通的張騫請我父親去教書，這時我出生了，作為紀念，在我的名字中用了“通”這個字。在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的這段歷史上，我的家庭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知識分子中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直到現在我也是這方面的代表。

我出生時，家是在吳江縣的松林鎮(zhèn)，那是縣衙門的所在地，我媽媽比較新潮，在那里創(chuàng)辦了一個蒙養(yǎng)院（幼兒園），我的教育是從蒙養(yǎng)院開始的，那是一種較西式的幼兒教育方式。從太平天國開始，我們費家中落了，但在我媽媽家的幫助下，又開始發(fā)展，并走向了西方學習的道路，在我們家，媽媽起的作用很大，她對我們的影響比父親大。接受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來自于我的外祖父家。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新法教育，1920年10歲時小學畢業(yè)離開吳江到蘇州。我外父家很早已搬到蘇州了，在蘇州辦起一個織布廠，是家庭紡織業(yè)，叫振豐織布廠，在十全街七十二號，這條街直到現在還在，但房子已沒有。從吳江去蘇州是坐船去的，在路上要整整一天。

到蘇州后，我到振華女校上學，當時上女校，是因為我小時候身體多病，這個學校是媽媽的朋友開辦的，她叫王季玉，是美國留學生。我從小學就開始學習英文，是由王季玉親自指教的，那是一個私立學校，是按照教會學校的方式開辦的。關于小學的事情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愛的教育》、《一封沒有折的信》，都在我的文集中。

在振華女校讀到初中一年級，就到東吳大學第一附中上學，我的童年就到這里為止，我到現在還感覺到，我是中國文化向西方文化學習的一個橋梁，我的國學根底較差，外祖父的國學基礎沒有傳下來。外祖父家，大舅舅的國學基礎較好，書法、文字都很好，我有十幾個舅舅，其中一個舅舅留學后，在美國的好萊塢畫動畫片，是中國的第一個動畫專家，叫楊左匋，最小的舅舅是建筑設計師，叫楊錫繆，上海的好幾個歌舞廳都是他設計的，解放后到北京來參加十大建筑的設計，他們都是藝術家。

方：先生好像對藝術也很有興趣，是不是和這種遺傳有關系？

費：我的天資在藝術上也很不錯，我有這個基因，但后來沒有發(fā)展，在小學和中學喜歡寫文章，在初中時，曾有文章發(fā)表在商務印書館辦的《少年》雜志上，當時看到自己文章用鉛字印在白紙上時，非常激動，它成了一股強烈的誘導力，鼓勵我不斷的寫作。也由此使我養(yǎng)成了不斷寫雜文和隨筆的習慣，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除寫了不少的學術論文外，還寫了大量的雜文和隨筆。

方：在您童年的時候，感到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費：我覺得是一個在不斷變化著的國家，就以我外祖父家為例，最早在同里鎮(zhèn)，后來搬到吳江城，又到了了蘇州城，從鄉(xiāng)下的小鎮(zhèn)到縣府所在地又到了蘇州這樣的中等城市，從開米行到開織布業(yè)，后來家里的產業(yè)又和外資結合，到天津開洋行。我的外祖父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體現了一個舊的知識分子家庭，如何從儒學的基礎轉到接受西方的思想，并讓自己的后代接受西式的教育。

方：您的外祖父可以說是對您的學術成長起很大作用的人，他甚至影響了您的整個家族的后來發(fā)展，我想知道，為什么您的外祖父對西方的思想要比一般中國的舊式知識分子接受得容易一些呢？他有什么樣的特點？是不是思想很新潮。

費：這我就不清楚了，當時我看不到他有什么新思想，只知道他的國學基礎很好，文字學研究很深，他總是對我們年輕人講他的文字學，講中國的文字是如何起源的，如何產生的，中國的象形文字有什么特點、意義，還有很多的口訣，到現在我已記不清了。正因為他有這樣的基礎，所以他去了商務書館應聘，參加了《辭?！返木庉嫻ぷ?。我的舅舅后來都受了西式教育，只有一個大舅舅國學基礎很好，在書法、金石、詩詞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

受外祖父家的影響，我們家也是當時的新派，從我這一代就開始脫離了舊學，我是在新式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小時候上幼兒園，學唱歌，學腳踏風琴，那時候是很新鮮的。

方：那時，應該是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吧？

費：差不多，我1920年滿十歲。那時中國正在軍閥混戰(zhàn)，整個國家動蕩不安，我童年的時代經常不斷的逃難，曾從吳江城逃回同里老家。

方：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如何？

費：當然是比較苦，那時我們家是中等人家，每頓都能吃飽飯，還能吃點肉，我是家里負責記賬的，記得當時每天吃七個銅板的肉。

方：七個銅板的肉有多少？

費：記不清楚了，七個銅板是七十多個文，每天吃米要花十幾文銅板，加上蔬菜的錢，一天要花一百多文銅板的伙食錢。我們家一共五個孩子，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到蘇州上學去了，只剩下三哥、四哥，還有我。因為我最小，沒有事，媽媽就每天讓我記賬。我媽媽很洋式，我哥哥、姐姐假期回來時，我媽媽就拿出賬本讓我們總結一下，再上面花了一個坐標，坐標上有幾根線，最粗最高的一根紅線，是我們家支出的學費，按比例，教育經費是最高的。

后來我在一次政協(xié)會上提出來，我們國家要學習我媽媽的辦法，要先留出一筆經費來，保證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錢，多就用得寬裕一點，少就節(jié)約一點。這種家庭的辦法也可以用到國家的理財方式上來。

后來我們這一代五個孩子在媽媽的培養(yǎng)下都受到了較高的教育，大哥費振東在上海南洋大學畢業(yè)，他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五三十”工人大罷工，他是組織者之一，本來要送他到蘇聯學習，但他去南洋（印尼）的一家報館工作，和當時的黨失去了聯系，算是自動退黨，后來他就參加了民盟；姐姐到日本留學，學成回來后專攻剿絲和蠶絲業(yè)技術改革；三哥費青，大學時代在東吳大學學法律，后來到德國留學，解放以后，在中國政法大學當教務長，是中國法律界的元老；四哥受舅舅的影響，學的是建筑設計，也是上海的南洋大學畢業(yè)的。他曾參與了我們國家的許多重要建筑的設計。

方：今天所講的是您家的家史，以及早年家庭對您后來學術成長的影響。從這樣的經歷看來，我覺得您應該還是可以說是學慣中西的，從外祖父在國學方面的教育和影響，到后來去西方留學的這種經歷，是很寶貴的。

費：不能說是“學慣中西”，我覺得自己并沒有慣過去，我自以為自己古文基礎還好，有幾篇文章是用古文字寫的，寫得還不錯。但這是中文基礎，不是國學基礎。所謂的國學基礎，要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我覺得我這方面的基礎還不夠扎實，研究不夠深入。但總的說來，我是屬于文化嫁接中的人。

方：您覺得在親人中，對您影響最大的是誰？

費：那當然是我的母親了，她是一個很新潮，很開放的人，她帶頭剪頭發(fā)，辦新學，講究男女平，注重孩子的教育，接受外來的新思想等，這些都是我的母親的特點。我們不是一個有錢的人家，但也不缺錢，是屬于中等家庭，我們的親戚都很有富有，都是大家。

方：但您們家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卻都是最好的。

費：這也對我們的親戚產生了影響，我的姑母家也很關心我，姑父到上海還專門為我定了一份《少年》雜志，這份雜志引起了我對寫作的興趣，尤其是在上面發(fā)表文章后，幾乎影響了我的一生，也是我最早在雜志上投稿的開始。從此寫文章就成了我學生時代的最大愛好。高中畢業(yè)時，我寫的文章還得了獎，學校獎給一個寫著一行“國文猛進”字的銀牌。

1928年高中畢業(yè)，那時我的文章就寫得不錯了。這是我早年的中文基礎，高中畢業(yè)后，我就考上了大學，最早是在東吳大學學醫(yī)，1930年大學畢業(yè)后，到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學人類學，這是我青少年時代的大體經歷，也就是這些經歷決定了我的興趣和以后學術的發(fā)展方向。

方：聽了先生的這些講話，我感觸很深，覺得好像是在了解一段中國的近代文化史和教育史，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西方現代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過程，看到了當時的西方文化是如何影響中國的一代舊式中比較先進的知識分子的，并由他們傳遞給下一代。

費：以上我講的實際上是早年的教育制度，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新學教育的一個模式，那時的是私人辦學，我上的是東吳大學的附屬中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是西方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方式，也就是說，西方文化最早進入中國是通過教育開始的。后來進了清華大學到英國留學，那次留學用的庚子賠款的錢，實際上是美國人用中國的賠款，來資助中國的教育，其目的是培養(yǎng)具有西方思想的下一代中國人，以加深西方文化的影響，有很強的政治性。其結果是造就了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先進知識分子。就是這批人發(fā)起了中國的五四運動，又向西方引進“科學”與“民主”的思想。

方：先生剛才說，您在大學時學的是醫(yī)，為什么到讀研究生時學的是人類學呢？一個是自然科學，一個是社會科學，這之間的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點？

費：其實它們還是相互聯系的，因為我學的是體質人類學，其中醫(yī)學的基礎是很重要的，因為里面的研究，包括人種、人的體質、人的骨骼等，這需都要很深生物學基礎知識。我當時向在清華教書的俄國老師的史國祿學習體質人類學，他在人類學界的名聲并不很大，但他在生物學界的影響卻不小，在那一方面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談文化的。

方：那么說來，先生的學術是橫跨兩個學科，一個是生物學的，一個是社會學的。

費：可是我在生物學方面的知識很淺，社會學方面的知識也沒有從基礎學起，半路出家，底子不夠扎實，所以兩邊都達不到較高的水平，總結我的學術成就，基礎不是很牢固和很結實的。

方：但您有了生物學的基礎在研究社會學，就和單純的從學社會學到社會學的人不一樣，也許正因為您有兩種不同的知識結構，所以才有了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這是兩種不同知識嫁接的結果。

費：當然，在很多的問題上看法就不一樣了嘛，有關這個問題，等有機會我們再專門談一談。

今天我們通過談我的家史，讓大家了解了中國的一段歷史，了解了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的變化過程，這個變化不是政治的變化，而是社會的變化?？纯茨且粋€階段出來的人，包括他們的思想，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求學經歷等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會有所啟發(fā)的。

 

方李莉記錄整理

2002年載于《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