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國古代生活美學——以六朝生活美學為例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 李修建

[摘要]最近幾十年來，哲學界、史學界紛紛轉(zhuǎn)向了對日常生活的研究，這一轉(zhuǎn)向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就美學而言，生活美學、日常生活審美化等議題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生活美學能否成為一個研究視角，以之對中國古典美學進行重新審視？本文將以六朝生活美學為例，對中國古代生活美學研究的可行性展開探討。相比傳統(tǒng)的審美思想、審美范疇、審美文化研究，在研究范圍上，生活美學的研究領(lǐng)域進一步擴大了，它改變了此前的美學研究以文藝為中心的研究方式，舉凡衣、食、住、行、休閑、文藝、民俗、時尚等關(guān)聯(lián)人們生活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皆可納入。在研究方法上，除傳統(tǒng)的史論結(jié)合、文獻解讀之外，可以借鑒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采取整體論的視角，將日常生活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置于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加以解讀。如服散，作為六朝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不僅是一種養(yǎng)生活動，它反映了士人生活觀念的重要變更，還牽涉到士人日常的交游等等。其次，可以借鑒田野調(diào)查式的研究方法，對典型人物或典型文化現(xiàn)象進行個案研究，以局內(nèi)人的眼光深入其內(nèi)部，對個人生活史加以挖掘，探討其中的美學意蘊。

[關(guān)鍵詞]生活美學；六朝；整體觀；語境；實踐

最近幾十年來，日常生活成為學界共同關(guān)注的研究對象。20世紀，哲學界不乏對日常生活進行反思與批判者，如胡塞爾、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馬克思主義對日常生活更是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關(guān)注，如列斐弗爾、赫勒、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近些年來興起的文化研究；在史學領(lǐng)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界對以往長時段、大跨度的宏觀性歷史研究方式進行了反思，出現(xiàn)了日常生活史、微觀史學的研究，開始關(guān)注日常的、民眾的、個體的、具有不確定性的領(lǐng)域；在美學領(lǐng)域，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有關(guān)日常生活審美化、生活美學的探討成為熱點問題。凡此種種，構(gòu)成了一種具有范式意義的日常生活研究轉(zhuǎn)向。在這種轉(zhuǎn)向的背后，體現(xiàn)出了我們所處時代的哲學觀念和歷史觀念的深刻變化。

本文所要關(guān)注的是，生活美學能否成為研究中國古代美學的一個新的視角？生活美學研究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問題上，與傳統(tǒng)的美學研究相比，有何創(chuàng)新與獨特之處？本文以六朝美學為例，對上述問題試做探討。[1]

一、生活美學的研究對象

中國美學史的系統(tǒng)性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展開，三十年里成績斐然，出版了大量著作。這些著作，依照理論取向和研究方法，可以分為三種范式：一是審美思想史，如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先秦卷”和“魏晉南北朝卷”，敏澤的《中國美學思想史》等著作可為代表；二是審美范疇史，如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陳望衡的《中國古典美學史》、王振復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史》等是其典型；三是審美文化史，陳炎主編的《中國審美文化史》、許明主編的《華夏審美風尚史》、周來祥主編的《中華審美文化通史》堪稱典范。前兩種寫法，都以哲學論著和文藝理論著作為研究對象，提取其中的美學思想和范疇，屬于形而上的研究，第三種寫法，則提倡一種“大美學”，認為美學不惟研究思想史，應將文藝作品、器物、民俗、節(jié)日等納入研究的視野，其研究取向介于道、器之間，將形而上和形而上結(jié)合了起來。[2]

顧名思義，生活美學史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學，但其研究對象并不像看上去地那樣清晰。

首先要追問的是，我們研究的是誰的日常生活。宮廷的日常生活、士人的日常生活、市民的日常生活、民間的日常生活、少數(shù)民族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可能遵循著同樣的哲學觀念與時空觀念，另一方面在表現(xiàn)形態(tài)上又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需要加以辨析，分而論之。就六朝而言，以莊園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世家大族構(gòu)成六朝生活美學的絕對主體，不過，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為漢民族政權(quán)，北朝為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南北地區(qū)在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差異。即使同為南方，吳地土著和北方僑民，在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亦有所不同，，在研究過程中皆需加以注意。

其次，生活美學史需要研究生活觀等問題。人們所持的生活觀念和生活理想，往往會深刻地影響到其生活方式和美學實踐。因此，生活觀是我們把握生活美學的重要線索。需要看到，一個時代的生活觀，是由多種因素塑造而成的，如哲學思潮、經(jīng)濟狀況、社會背景等等，在諸多因素之中，總能找出若干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成分。比如，在六朝時期，玄學思潮、世族政治、莊園經(jīng)濟是鑄成士人生活觀念的主要因素。其中，玄學思潮尤其重要，它深刻影響了六朝士人的立身行事，正是在玄學的影響之下，才有了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有了魏晉的重情思潮和任誕之風，有了“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的處事態(tài)度。東晉以后，佛教又進入了士人的日常生活，對其生活觀念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同時，世族政治和莊園經(jīng)濟為士人的政治身份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多重保障，他們藉此方能盡情地追求衣食的享受，山水的娛樂，文藝的創(chuàng)作。

在對生活觀作出分析之后，進而需要探討此種生活觀對士人審美實踐的影響，如對自然、文藝、享樂、休閑等問題的觀念與理想。比如，東晉士人傾向于追求一種安穩(wěn)恬逸的生活，以謝安和王羲之為例。謝安“及登臺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3]；王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4]他們營構(gòu)園林，親近山水，與友朋往來游宴，追求人生的歡愉，不計較經(jīng)濟上的花費。這種生活體現(xiàn)出了安逸的特點，不似西晉士人“過把癮就死”的極端享樂觀。[5]

以上兩點，是從形而上層面對生活觀及其影響的美學觀念的分析，生活美學史接下來要研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審美事象了。這一層面涵蓋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關(guān)涉到衣、食、住、行的各個領(lǐng)域。約而言之，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物質(zhì)文化層面，如服飾、飲食、居室、園林、車馬、日用器物、工藝等等；其二體現(xiàn)于日?；顒又校缥娜私挥?、文藝活動、游戲娛樂、節(jié)日慶典、民俗風情等等。當然，對上述物質(zhì)文化與日?；顒拥难芯坎⒎欠悍哼M行，否則就變成了生活史或民俗史的研究了，而是需要從美學的角度，選取最具代表性、最能體現(xiàn)時代生活理想和審美精神的物質(zhì)和活動加以研究。具體到六朝而言，褒衣博帶的服飾，巾、帢、木屐等服飾元素，士人園林，園林中能體現(xiàn)士人審美趣味的動植，日常使用的青瓷器具，六朝士人的清談活動，文人的游宴（如金谷之會、蘭亭之會），飲酒服藥，南朝佛教興起之后的民俗節(jié)慶等等，皆可納入研究對象。

就研究資料而言，除了正史、筆記等直接的史料，他如詩文、小說、藝術(shù)作品、文藝理論著作、墓志、檔案，以及繪畫、雕塑、插圖等圖像性資料，都應視為研究材料。除此之外，考古出土文物是重要一塊資料來源，如畫像石、畫像磚、碑刻文字、出土器物等等，它們對于再現(xiàn)生活情景很有必要。以六朝而論，南京博物館收藏有大量六朝器物，基本是從世家大族墓中出土的，這些器物對于探討六朝士人生活美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應該成為研究的一個重點。再如，有些器物是為民間所用，不是自墓中出土，不為博物館所重，而為個人所收藏的。如筆者最近拜訪了南京藝術(shù)學院的李立新教授[6]，他近年來在做六朝設(shè)計史的研究，收藏了數(shù)百件六朝器物，包括陶器、瓷器、瓦當、日用工具（錘子、鋸子、刀、麻繩）等等，這些藏品之中有好多是博物館不重視沒有的，但對于探討六朝人們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他送給筆者一個小物件，長約十公分，一端為掏耳勺，一端為小攝子，鐵質(zhì)，已是銹跡斑斑。此物件為六朝人的日常用具，用于掏耳朵和修理眉毛或胡須。再結(jié)合南京博物館中所藏大量陶制、瓷制和銅制的香??，便很可理解六朝士人“??衣剃面”的自我修飾之風了。當然，此類材料往往為私人所藏，不易搜求，只能盡力為之了。

二、生活美學的研究方法

比較而言，生活美學史與審美文化史、審美風尚史，在研究對象上，除了前者要研究生活觀的問題，以及偏重于日常生活中的審美精神的探究，多有相類之處。生活美學史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需要在方法論上進行創(chuàng)新。

目前出版的審美文化史和審美風尚史的研究，是一種靜態(tài)式的研究，書法、繪畫、雕塑、民俗、服飾、舞蹈、飲食等文化事象，逐次講來，而甚少關(guān)注它們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和互動。實際上，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加在一起，方才構(gòu)成了人們的生活世界。

有學者已對這種整體性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初步探討，如臺灣學者鄭毓瑜的《六朝情境美學》（臺灣里仁書局1997年版），她認為：“所謂‘美’本身，其實很難只是一種孤立于媒介表現(xiàn)上的經(jīng)驗，‘人’身或者‘文’章之所以能夠展現(xiàn)或召喚美感，必然是牽涉了觀者與被看者、作者與讀者在觀感世界的角度上、溝通傳達的方式上，乃至于彼此在身份階層、生活品味上，有著某種程度的連系接合；也就因此，不但藝術(shù)美典必須與人倫品鑒并比合觀，所有審美律別的建立，又必得奠基于‘宇宙秩序’（時空天地）與‘社會秩序’（人際交游、社會集團）之上。換言之，對于六朝美學更深廣的探討，就應當是為了發(fā)顯‘人’（包括作者、讀者；觀者、被看者）究竟是以什么樣的身心情態(tài)處在大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中，乃至于可以展現(xiàn)具有美感的實存體驗；而這樣一種交錯時間、空間與社群等多重脈絡(luò)的存在關(guān)系網(wǎng)，既為審美主體的本然真存，復又為所有人文藝術(shù)活動的生發(fā)場域，我們稱它為‘情境’。”作者倡導在“多重脈胳的存在關(guān)系網(wǎng)”中對六朝美學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法，作者雖未明言，實際上已經(jīng)具有了人類學的特點。

筆者近年來從事藝術(shù)人類學的研究，從中獲得了一些方法論的啟示，以為生活美學史的研究可以借鑒人類學的方法，從下面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采用整體論的視角。人類學注重語境研究，強調(diào)的是整體性的研究方法。就藝術(shù)人類學而言，它將藝術(shù)視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將藝術(shù)置于社會文化語境之中進行整體性的觀照。比如，澳大利亞藝術(shù)人類學家霍華德·墨菲對藝術(shù)有這樣的認知：“藝術(shù)品通常具有多種功能，它們服務于多種多樣的目的，需要在物質(zhì)文化的社會整體語境中進行分析。因此，藝術(shù)作為有意識的人類行為方式，只能在人類行為的各種關(guān)系及客觀性語境之中進行理解。”[7]其他相關(guān)學者對藝術(shù)也多持類似觀點。對美的認識同樣如此，荷蘭審美人類學學者范丹姆認為，美是一種社會的建構(gòu)，在特定的社會中，美的觀念與社會文化理想存在著關(guān)聯(lián)，當社會文化理想發(fā)生變化時，美的觀念也會隨之變化。[8]以此來看六朝生活美學，我們所要研究的物質(zhì)文化、文學藝術(shù)以及日?；顒?，便不能孤立出來加以研究，而要置于六朝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加以整體性的考量。同時還要注意，六朝是一個大的時空概念，社會文化語境無往不在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所導致的生活世界以及審美理想的變動，需要加以分析。

以魏晉清談為例，美學領(lǐng)域?qū)η逭劦难芯?，多集中于清談的形式、?nèi)容及其審美意義。從一種整體性的眼光，放在魏晉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來看，清談是魏晉名士之間的重要的社會交往活動和娛樂活動。此一活動的進行，需要有場所、道具（麈尾）、召集人、參與人、旁聽者，清談之前，或許對議題有所準備，清談的過程，追求表達的邏輯性和審美性，論辯的生動性和激烈性，很像一出富有表演性的“社會戲劇”，清談之后，觀眾會有所品評，意猶未盡的參與者可能還會“退而著論”，以寫作的形式繼續(xù)論辯。就時代而言，曹魏時期的清談和晉代清談又有所不同，前期更注重理論性的辯駁，西晉以后，尤其到了東晉，清談更趨向了游戲性?？梢哉f，清談在魏晉士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據(jù)重要的地位，它往往由最具權(quán)勢而又熱衷此道的人物召集，如王導、司馬昱都曾擔當召集人，清談一般在這些人物的居所舉行，有時也到戶外山水之間，它一方面成為士人展示自身哲學素養(yǎng)、進行學術(shù)交流與獲得社會認同的舞臺，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士人之間的交游，使得以世族為中心的社會結(jié)構(gòu)更加穩(wěn)定。同時，它對于玄學的發(fā)展，對于文藝理論的話語方式，也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再以飲食為例，飲食應該置于宴飲的語境之中進行分析。宴飲是一種更為日常也更為重要的一種活動，它具有政治的、社會的、審美的等多重意義。“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是公民的還是家庭的，宴會都體現(xiàn)了以一定價值觀為基礎(chǔ)的社會關(guān)系。”[9]同時，它不僅僅與飲食相關(guān)，還涉及到器具、居所、樂舞、詩文等諸多文化元素。名士的宴飲，如七賢在竹林之下的肆意酣暢；諸阮以大甕盛酒，圍坐一起，與群豬共飲；西晉八達關(guān)在屋中裸體歡宴；謝尚身著衰服參加宴會。凡此種種，皆是友朋之間的交往行為，一概不合禮法，旨在追求人生的適情與快意，表現(xiàn)自身行為的任誕與率真。西晉時期，奢侈成風。石崇宴客，居室極盡裝飾之能事，連廁所也鋪設(shè)得華麗異常。宴會開始之后，讓美女行酒，客人不喝者就殺掉勸酒的美女。王濟宴請晉武帝，侍女皆衣著華美，器具亦備極精潔，所上飯菜連武帝都聞所未聞。何曾一食萬錢，猶言無下箸處。西晉士人所進行的窮極奢華的“夸示性消費”，雖則使其生活中充滿了美學意味，雖則有助于建立他們的社會聲望，但是，在其審美精神上，是不合社會倫理規(guī)范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對此需要進行批判性的分析。這一層面，在研究過程中同樣需要揭示出來。

其二，采取個案研究的方式。個案研究是人類學研究的特色，它一般會選取一個或若干個地點，深入到第一線，進行田野調(diào)查。選取的個案，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夠小中見大。我們亦可借鑒這種個案式的研究方法。由于生活美學終歸是人的生活，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幾個具有典型性的士人，通過對其個人生活史的剖析，來解讀一個時代的生活美學。

就六朝而言，具有代表性的士人非常之多，如嵇康、阮籍、王衍、王導、謝安、顧愷之、王羲之、謝靈運等等。此處以顧愷之為例作一簡單分析。

顧愷之在后世以繪畫知名，在南北朝時期，是和張僧繇、陸探微齊名的畫家，然而他的聲名遠遠高于其他二人，對他的解讀，自然不能僅僅從畫家的身份入手。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顧愷之撰有《啟蒙記》三卷，《啟疑記》三卷，《顧愷之集》七卷（梁時為二十卷），這些書均失傳。我們已無法從直接材料中見出顧愷之的生活觀。在《晉書》中，顧愷之入“文苑傳”，與左思、袁宏等人并列?！稌x書》本傳的寫作多采《世說新語》，記錄了諸多他的嘉言睿語、軼聞趣事。綜合相關(guān)史料，可以大概勾勒出顧凱愷之的生平及生活信息。愷之出生于吳郡顧氏，顧氏為吳姓大族之一，這樣的出身使他有條件躋身于上流社會之中。他博學多才，工詩文、繪畫，善諧謔，時人稱他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他的社會交往是很值得探討的，他所交往的對象，全是最上層的人物，如桓溫、桓玄、謝安、殷仲堪等人，他擔任過桓溫和殷仲堪的參軍等職。在東晉危機四伏的政治局勢中，顧愷之憑借秀拔的才能與幽默曠達的性情，周旋于梟雄桓溫和名相謝安等人物之間，并深受其親昵狎愛。他時常與他們登山臨水，也是清談活動中的常客，還與桓玄等人探討詩文書法。從其立身行事來看，顧愷之跡近于東方朔之流的“俳優(yōu)”，不過，他在詩文上的才華、繪畫上的天賦，以及詼諧的性情與寬厚的氣度，都體現(xiàn)出了濃厚的美學趣味。比如，他吃甘蔗先從根部啃起，他的解釋是“漸入佳境”。他描繪會??的景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10]將日常生活給以頗具詩意的解釋與敘述。

作為一個知名畫家，顧愷之的繪畫是需要重點加以解讀的，他 “以形寫神”的繪畫理論歷來備受推崇。對這一理論的理解，亦應置于六朝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顧愷之的個人生活史中來看待。通過史料來看，繪畫是顧愷之進行人際交往的重要媒介。他精于人物畫，人物畫是最受時人所重的畫種。此一期間，畫像的目的，第一有其人倫教化目的，曹植所說的“存乎鑒戒者圖畫也”和王廙所說的“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即指此也，顧愷之所繪《夏禹治水圖》等可視為此類。第二，為先王或先人畫像，具有膜拜與紀念意義，顧愷之所繪《司馬宣王像》、《阮咸像》、《阮修像》、《晉帝相列像》、《司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等屬于此類。第三，在世之人繪像，則帶著很強的審美意義了。從史料來看，這種現(xiàn)象在當時亦屬普遍。如顧愷之繪有《謝安像》、《劉牢之像》，謝安、劉牢之等皆屬同一時代之人。在《世說新語》的記載中，他還主動為殷仲堪畫像。顧愷之的繪畫在當時大受重視，如謝安稱贊他的繪畫“有蒼生來所無”，可謂推崇之極。究其原因，第一，顧愷之浸潤于魏晉人物品藻的文化氛圍之中，他的繪畫敏銳地捕捉并傳神地呈現(xiàn)了魏晉士人的審美理想，即“以形寫神”，既重視人的形體外貎，更重視人物內(nèi)在的神情風度。據(jù)《畫云臺山記》，顧愷之創(chuàng)作的天師，“瘦形而神氣遠”。這正是魏晉時人“秀骨清相”的審美觀的絕佳體現(xiàn)。第二個原因同樣不可忽視，顧愷之所交往的，正是謝安、桓溫之流的最上層人物，他們形成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共同體，共同體成員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彼此標榜，互抬聲價。謝安對顧愷之的評價，亦應放在這個層面上進行解讀。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個例子是陶淵明，陶淵明在東晉寂寂無名，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他出身低微，不入主流文人群體。

其三，借鑒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20世紀八十年代，國際學術(shù)界出現(xiàn)了一股“文化轉(zhuǎn)向”，見之于史學界，便是“新文化史”的出現(xiàn)。新文化史的兩個突出特征是關(guān)注表象和實踐，“‘實踐’是新文化史的口號之一，也就是說，他們應當研究宗教實踐的歷史而不是神學的歷史，應當研究說話的歷史而不是語言的歷史，應當研究科學實驗的歷史而不是科學理論的歷史。”[11]以這種“實踐”觀來理解美，那么可以視為美是在實踐中生成的，是動態(tài)化的，是進行時，強調(diào)的是行動與過程。進而言之，美學史就需要研究美的實踐的歷史，亦即美的創(chuàng)造、呈現(xiàn)、欣賞、消費等等美學“實踐”。這與我們上面提及的人類學的整體觀多有相合之處。很典型的例子是古代文士的交游，便涵蓋了游藝、宴飲、詩文唱和、歌舞、山水、宮室、園林等多方面的美學與藝術(shù)活動，是一個立體的、動態(tài)的過程，需要結(jié)合具體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進行研究。

新文化史的性別研究同樣值得關(guān)注，以往的美學史研究不考慮性別問題，實際上所隱含的是一種男性的視角，女性美學基本被排除在外。生活美學，特別是中唐之后市民社會興起以來的生活美學，倘能引入女性美學的視角，應能為中國美學史的書寫注入新的活力。此外，新文化史所關(guān)注的以飲食、服飾、居室為重點的物質(zhì)文化，以及身體的視角等，都值得生活美學進行借鑒。此外不再展開論述。

約而言之，生活美學在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上，相比以往的美學史研究有創(chuàng)新之處，能為中國美學史的寫作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