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視野中的彝族詩學與中國文論
李祥林
摘要：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對中國文化的考察離不開多民族視角。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原漢語詩學固然自古發(fā)達且成就斐然，非漢族群的詩學成果也古已有之，而且各具特色和價值。其中，彝族詩學便是代表之一，是值得重視的中國本土資源。轉(zhuǎn)換視角看歷史，超越長踞中心卻不免狹隘的傳統(tǒng)中原詩學觀，從非漢族群的“主位”立場出發(fā)去關(guān)注彝族以及長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諸多非漢族群的詩學資源（古代的和現(xiàn)代的），并且在族際比較的視野中展開對后者內(nèi)涵的發(fā)掘和闡釋，這對于我們以多元互動的文化理念深化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完善整體意義上的中國詩學史、文論史書寫，乃至進行當代意義上的“中華話語”的文論體系建構(gòu)，都具有重要學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冠以“中國”之名的文學理論、文藝美學研究不能長久滯留在單一族群視域中，其歷史的書寫也理應在漢民族詩學與其他民族詩學的多元觀照中免除缺失，走向完善。
關(guān)鍵詞：文學史；詩學理論；彝族；中國
作者：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國藝術(shù)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
出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中國是56個民族共居的國家，對中國文化的考察離不開多民族視角。就文論及美學而言，從多民族視角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非漢族群詩學，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從時間維度講，“彝族詩學與中國文論”這話題應包含古代和現(xiàn)代兩個層面，但本文把著眼點僅僅放在彝族傳統(tǒng)詩學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對讀上，其他問題留待以后或他人來說。之所以作此選擇，一是古代詩學和現(xiàn)代詩學有較大的分野，就二者做比較研究是個很大的話題；二是彝族傳統(tǒng)詩學與中國古代文論已是既定形態(tài)，加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迄今仍可謂是“顯學”，論述起來對象容易把握且有現(xiàn)實意義；三是在傳統(tǒng)與古代的范圍中，以“中國”冠名的古代文論研究領(lǐng)域迄今對彝族傳統(tǒng)詩學仍關(guān)注不夠，其中有不少問題值得學術(shù)界反思。（1）不必諱言，在漢學主位的中原傳統(tǒng)詩學或文論視域中，作為族別“他者”的非漢族群詩學長期被邊緣化，人們對之的關(guān)注和研究有待加強。（2）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原漢語詩學固然自古發(fā)達且成就斐然，非漢族群的詩學成果也古已有之，而且各具特色和價值。其中，彝族詩學便是代表之一，是值得重視的中國本土資源。聚居中國西南部的彝族是有文字的民族，也是詩學智慧發(fā)達的民族。古往今來，這個民族不但創(chuàng)造了豐富多彩的文藝作品，而且留下了凝結(jié)思想成就的諸多文獻典籍。彝族民間敘事長詩《賣花人歌》即云：“彝家的故事能填滿山谷，彝家的古經(jīng)就象那瀑布，三天唱滿一面坡，九天唱滿一個湖。”種類多樣的彝文古籍中不乏詩學方面的精彩論著，猶如舉婁布佗在《詩歌寫作談》里所言：“從那古時起，彝地人世間，著書藏書多，詩文論著多。”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有《彝族詩文論》、《彝語詩律論》等。
《彝族詩文論》作者舉奢哲是古代大畢摩、大作家，他知識淵博，著述宏富，著有《祭天大經(jīng)書》、《祭龍大經(jīng)書》、《做齋大經(jīng)書》等系列經(jīng)書，以及《黑婁阿菊的愛情與戰(zhàn)爭》、《侯塞與武佐》、《降妖捉怪》等文藝作品，被彝人世代敬奉，彝文古籍即云：“古時的人間，知識大無邊。有知識的人，他來安天門。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天門他來開，地門他來管，有知識的人，宇宙他來管……先賢舉奢哲，他來傳知識。他是什么人，至尊的大師。”（3）根據(jù)彝族“鹽倉”家譜記載，舉奢哲生活的時代為清康熙三年（1664）往上推六十六代，大致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就是跟漢語詩學系統(tǒng)的《文心雕龍》作者劉勰、《詩品》作者鐘嶸等的時代相近。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是彝族古代文論奠基之作，用五言詩寫成，共包括“論歷史和詩的寫作”、“詩歌和故事的寫作”、“談工藝制作”等五個部分，從立足文藝創(chuàng)作的實際出發(fā)，就想象和虛構(gòu)、作品的內(nèi)容及作用、文藝的審美功能和教化功能等問題展開論述，觸及詩文理論中若干根本問題，不乏真知灼見。比如，對詩的作用，他的概括是：既可“唱來頌君長，唱來贊君長”，又可“唱來罵君長，唱來恨君長”，是表達人們對統(tǒng)治者愛與憎的社會情緒的風向標；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它當作“相知的門徑，傳情的樂章”，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情感、表達愛意的媒介與工具。又如，說到“詩”、“史”的異同，人們往往會想到歐洲文藝美學史上赫赫有名的《詩學》，想到古希臘哲學家、美學家亞里斯多德對此的精彩論述。其實，在東方詩學領(lǐng)域，被族人尊稱“先師”的舉奢哲也以其經(jīng)驗之談，諄諄提醒從事寫作的人：敘述歷史務必事事求真，詩歌創(chuàng)作需要馳騁想象，二者遵循著不同的寫作規(guī)律。他是這樣說的：“所以歷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寫詩歌，不像寫故事。詩歌和故事，可以是這樣：當時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相像，就可做文章?？梢杂邢胂螅滹椧膊环?。”為此，他針對故事創(chuàng)作的真實與虛構(gòu)問題提出“須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虛”，或者有“七成真實，三成想象”，認為如此方可“把人寫活，把事寫真”。這位彝族學者盡管生活年代晚于古希臘哲人，但由于地域和語言的巨大界隔，若是簡單套用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來觀照二者恐怕很難。在筆者看來，從尊重言說者的“主位”（emic）立場出發(fā)，二位詩論家觀點接近實際上是各有其文化發(fā)生土壤的“英雄所見”。換言之，東方世界的舉奢哲和西方世界的亞里斯多德，他們作為詩學家在對各自民族的文化的深刻體驗和感悟中，闡發(fā)了有關(guān)“詩”、“史”異同的重要觀念。
“詩歌敘天文，詩歌敘地理”（4），這是彝族先民自古就有的詩學認識。彝族文化史上，傳授知識、論詩寫書的偉大先哲除了舉奢哲，還有著名的女經(jīng)師和女詩人阿買妮。追溯歷史，文字、農(nóng)耕乃至醫(yī)藥的發(fā)明在彝民心目中跟女性相關(guān)，彝族經(jīng)籍《物始紀略》、《西南彝志》便記載彝文創(chuàng)制于遠古女性中心時代，并且極力稱贊“女性有知識，女性有智慧”。時代近于舉奢哲的阿買妮甚至被彝民尊奉為傳播知識、文化的“女神”，稱為“恒也阿買妮”（恒也在彝語中有“天上”之意）。她不僅有《獨腳野人》、《猿猴做齋記》、《橫眼人和豎眼人》等作品傳世，其中《彝語詩律論》尤其是她在彝族詩學方面的重要成果，大而言之，也是她對整個中華文藝美學的重要貢獻。發(fā)開《彝語詩律論》，我們看到，既寫詩又論詩的阿買妮從創(chuàng)作美學入手，闡述詩歌的體式和聲韻，探討作者的學識和修養(yǎng)。凡此種種，堪稱論述到位，見解精辟，而且從頭至尾都是一邊舉詩歌創(chuàng)作例子一邊講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既有實踐針對性又有理論提升性，由此體現(xiàn)出理論和實踐聯(lián)系的論詩原則，相當可貴。今有研究者指出，該書無論從理論內(nèi)容還是從理論形態(tài)的精湛程度看，《彝語詩律論》“都堪稱是一部優(yōu)秀的彝族古代詩學著作”（5）。此外，立足當代，從“性別”（gender）和“民族”（ethnic）這兩大學術(shù)熱點切入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文藝美學史，以冷靜、客觀的目光透視多年來學界對此歷史的傳統(tǒng)表述和慣性書寫，就會發(fā)現(xiàn)一種“缺席/在場”的怪異現(xiàn)象。所謂“缺席”，是說長期以來在中國文論史的書寫中，女性批評和少數(shù)民族批評大多是在視域之外并且缺少席位和話語權(quán)的；所謂“在場”，是說女性批評和少數(shù)民族批評盡管常常被遺失在主流化書寫的史著之外，但自古以來二者的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長期以來，思維定勢使然，在歷史形成的男性本位和漢族中心的話語框架中，作為性別“他者”的女性批評和作為族別“他者”的少數(shù)民族批評在傳統(tǒng)中國文論體系中同處邊緣地位，造成了中國文論史在書寫上的某種偏向。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及理論研究史成為獨立學科的標志是1927年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問世，1997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便是以此為學科起點。后者分別從資料整理、史的編撰、專題與范疇研究以及大陸和港臺、古代與現(xiàn)代等方面為讀者梳理了古代文論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所涉及的本土古代文論信息不可謂不廣，但令人遺憾的是，書中并不見有關(guān)于女性文論的專門章節(jié)。（6）明乎此，再來看彝族女性作者阿買妮的詩學，其在中國文學理論發(fā)展史上的成就和價值絕不可低估。
《文心雕龍》在中國文論史上影響深遠，“風骨”作為其中名篇是劉勰“把漢魏以來品評人物的‘風骨’概念，取其精神，加以改造，移用于文學”（7）的成果，而“骨”亦是貫穿華夏古典美學體系的核心范疇之一，“兩漢人物品鑒重骨法”（8），詩歌、繪畫等也時時講“骨格”、“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傳統(tǒng)美學之外的彝族阿買妮的詩學論著中，也屢屢有見“骨”范疇的使用，不但表述自成系統(tǒng)，其美學含義亦別具特色，如：“舉奢哲說過：‘每個寫作者，在寫詩歌時，聲韻要講究，人物要寫活。詩文要出眾，必須有詩骨，骨硬詩便好，題妙出佳作。”又如：“文章講音美，詩貴有硬骨；無骨不成詩，無音不成文。”在她看來，“詩骨從旨來”，“寫詩抓主干，主干就是骨”，創(chuàng)作者要根據(jù)不同內(nèi)容確立不同的詩“骨”，所謂“詩骨如種子，種子有各樣，各樣種不同”，同理，“詩骨各有異”，“因詩而不一”，切忌籠統(tǒng)劃一。作品是有機的整體，“骨”與“肉”相對，“骨肉緊相連，整體不能分”，詩人務必處理好二者關(guān)系，否則，“只有骨頭在，沒有血肉身，寫出的詩文，骨立就差矣。”按照彝族詩學的觀點，這“骨”是關(guān)系作品能否傳世的命脈所在，它決定著作品的藝術(shù)生命力，“詩若無骨力，任你寫得多，再多也無用，后傳沒有根。”因此，這位女性詩學家再三強調(diào)詩歌要有“骨力”。放寬視野，對“骨”的看重又是彝族文化的極重要特征之一，非惟體現(xiàn)在其傳統(tǒng)詩論里，也投射在其民間畫學中。以出自畢摩之手的民間美術(shù)為例（9），他們在儀式活動中繪制的神圖、鬼板就是以線條來“畫骨”作為其構(gòu)圖的主要方式。2012年4月，筆者參加四川省第五批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傳承人評審會，讀到?jīng)錾揭妥遄灾沃菝拦每h畢摩繪畫傳承人刷日拉都的材料，其中介紹其技藝特點時即指出，“抓住‘骨’的本質(zhì)特征，以‘線條’為主要造型，舍其外形輪廓，畫物之‘骨’像。體現(xiàn)出拙稚古雅、渾然天成的韻味，又富有力感”（10）。在彝族同胞的審美意識中，“‘骨’凝聚了對象的靈性與血脈，只要抓住了‘骨’便切中并概括了對象的根本；‘骨’連帶著對象的‘血親’與‘近親’，只要畫出了‘骨’，便把握并超越了對象以及與對象向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類群’之全部和整體”。（11）尊重“地方性知識”的當代人類學提醒我們，對于任何一個族群，對于任何一種文化，只有盡可能尊重當?shù)厝说?ldquo;主位”立場，結(jié)合其“在地性”語境，關(guān)注其“在地性”生成，才能把握其“在地性”特征，認識其“在地性”價值。在族群意識上注重血脈根基的彝族文化中，“骨”以及“根”作為彝族傳統(tǒng)詩學范疇，有其族群文化及習俗的特有積淀和本位內(nèi)涵，因此，研究者對其特性應予分辨，不可簡單套用漢語詩學去識讀。
“天地有萬物，萬物都有根”（12），涼山彝族克智說辭中有此語句。對萬事萬物之根脈的看重是彝族文化一大特征，如《彝族創(chuàng)世志》云：“白雁迎土根，青鴻迎地根，茲吐迎女根，鳳凰迎男根。膽肺人的根，身軀人的根。舅家的住地，所有根源到。”（13）翻開彝文古籍《物始紀略》第一卷，我們看到，緊接在“天地的產(chǎn)生”之后，便是“風的根源”、“霧靄的根源”、“萬物的根源”、“種植的根源”、“醫(yī)藥的根源”、“女權(quán)的根源”等重要篇章，關(guān)于“根源”的敘事占了其中相當大的篇幅。“尋根”成為彝族詩學傳統(tǒng)，蓋在彝族文化本身有強烈的“尋根”意識，《指路經(jīng)》所昭示的“魂歸祖界”即是彝人心目中的永恒意象。“彝族是一個崇拜知識，喜歡思考，用詩思維的民族，對一切事物都要尋根問底，探索其淵源，尋究其來歷，這種尋根思維，正是彝族古代文學的指歸。”（14）他們深信，“萬物有根源”，“有根枝葉茂”，“有源水才深“，并且再三告誡“敘根別錯亂”（15）。反映在彝族詩學中，“根”這范疇屢屢出現(xiàn)，如“文根”、“詩根”、“音根”、“書根”等，佚名《彝詩史話》講“彝詩書之根，書根要講音，音要講音根”、“寫詩要抓根，根要詩中有；有根詩有體，無根詩不生”，舉婁布佗《詩歌寫作談》稱“談詩要尋根，有根方為上。彝詩無根底，不算好詩章”。彝族詩學中這“根”，又是與“骨”范疇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基于其族群生活及文化中特有的血統(tǒng)觀念。至于阿買妮《彝語詩律論》講的“詩有多種角，詩角分短長”、“韻協(xié)聲調(diào)和，詩角更明朗”，這“角”就更是有關(guān)彝族格律詩的又一獨特詩學范疇，其涵義有待學界深入闡發(fā)。在多民族中國，在民族與民族之間長期文化互動的語境中，少數(shù)民族詩文論有跟漢族詩文論相通之處，與此同時，也不乏其自我文化積淀和族群特色的話語系統(tǒng)，對此異質(zhì)性特征我們應該充分尊重，切忌作簡單化的“大一統(tǒng)”式對待，更不可戴著有色眼鏡視而不見。
“以詩論詩”是本土詩學傳統(tǒng)。說起中國詩歌美學史上的“以詩論詩”，人們首先會想到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該詩學論著的作者歸屬迄今仍未全然定論，此處暫從傳統(tǒng)的說法），視之為該體式詩論的開先河者。其實，在非漢族群中，詩性智慧本是他們天然所擅長。這種被當今學術(shù)界稱之為“后設(shè)詩歌”（metapoem）的以詩歌評論詩歌的形式，在他們當中并非鮮見。如五言詩體是彝族詩歌的主流，舉奢哲在《論歷史和詩的寫作》中講：“彝族的語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卻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樣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舉奢哲、阿買妮等用彝族五言詩體寫就的詩學著作，無疑屬于該類型，但跟通常認為是生活在晚唐的詩歌美學家司空圖相比，他們的時代更早。以詩論詩在其他彝族詩學家筆下亦見，如生活年代大約為南宋時期的布麥阿鈕，其著《論彝詩體例》曰：“詩文有各種，各種體不同，各有各的風，各有各的骨，骨肉各有體，血肉各有分。詩歌有多樣，各樣與差別。”“詩中各有主，主體各不同，題由主所出，骨肉緊相連。”“萬類詩中出，各各顯圣靈。性質(zhì)各不同，四季乃分明。”不同的文藝作品有不同的骨，猶如彝人內(nèi)部有“黑骨頭”和“白骨頭”之分，彼此是混淆不得的，這是詩文創(chuàng)作和詩文審美不可忽視的關(guān)鍵問題。彝族以詩論詩也很有特點，例如佚名的《論彝族詩歌》云：“對于詩歌呀，詩歌體又多，文體各有類，類在詩美妙。談到詩美妙，美妙在哪里，怎樣才美妙？我來說一說。妙在有文根，根在扎得深，深在知識富。知識靠積累，積累靠鉆功。鉆攻在刻苦，刻苦在勤奮……”從修辭方式看，由于上下句之間使用了連珠體，讓人讀起來瑯瑯上口，不但有奇妙的形式美，而且便于誦讀和記憶。
彝族傳統(tǒng)詩學中，有名有姓的作家理應重視，佚名論著也不可忽略。如今被定名為《彝詩史話》的篇章，出自古籍《實勺家譜》（實勺乃古時彝族最顯赫的部族之一），其篇幅不算短，其中論述了彝族詩學開山祖師舉奢哲、阿買妮的業(yè)績，是不可多得的彝族古代文論史料。類似篇章還有上述佚名的《論彝族詩歌》，其中對彝詩之“體”的分析以及對如何寫好這些“體”的論說，對于創(chuàng)作者甚有參考價值。除了專篇，彝族說詩論文道藝的言語又不時閃爍在其傳世文獻的字里行間，如水西土語區(qū)的《西南彝志》中有“論歌舞的起源”、“論尼倫的歌場”、“論天地的歌場”等篇章，涉及遠古彝家“哎哺”（天地、陰陽、男女）社會也就是原始時期的文藝起源及儀式呈現(xiàn)，其中《哎哺歌師找對手》記述：“我倆是慕施，以歌詩相會……讀詩文也可，歌雅頌也行……廣闊齋場里，平坦舞場上，歌詩又論文，論文又讀史。”（16）。所謂“慕施”，指歌師、歌手，他們能說擅唱，是彝族民俗活動中的重要人物。烏撒土語區(qū)的《彝族創(chuàng)世志》里亦有“沒有引歌笙，歌師難開口”、“但無引歌燈，歌師難開口”之類，還記述了歌師請東南西北中五方“歌神”的儀式過程：“你若是歌神，請下歌場來，下來設(shè)歌場。”“你若是歌神，請下歌場來，下來執(zhí)歌事。”（17）克智（又譯“克哲”）是涼山彝族民間文學瑰寶，常見于婚娶場合，帶有論辯色彩，男女兩家參加婚禮者各自選出己方思維敏捷、知識豐富、能說會道的人作為代表，一邊對坐飲酒一邊展開針鋒相對的舌戰(zhàn)，有進攻有防守，其論辯內(nèi)容海闊天空、包羅萬象，或敘事或抒情，或講史詩或引諺語，使用的語言通俗易懂，膾炙人口，富有音樂感。作為彝族社會流傳廣泛的詩體口傳文學，克智說辭中談到這種二人競賽式的民間文藝對聽眾有巨大吸引力時云：“大地的人們，個個來聽詞，七天不放牧，七天不吃飯”（18）。如此談論文藝的審美感染力，堪與漢語詩學中講的孔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相媲美。云南楚雄彝族諺語中的“訪故事如深山里尋菌，編戲如金沙江里淘金”、“山上沒有千姿百態(tài)的雜木，春天就沒有萬紫千紅的花朵；世上沒有形形色色的人，臺上就沒有各色各樣的戲”，則是對創(chuàng)作實踐的經(jīng)驗總結(jié)，透露出樸實的美學觀念。
彝族詩學發(fā)達，跟他們自古有本民族文字并且世世代代重視知識、重視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無關(guān)系。盡管彝族社會重根骨意識講階層區(qū)分，但在他們看來，天地間萬事萬物，地位沒有高過“知識”的，哪怕是掌管天下的君權(quán)：“世間誰為大，世間知識大，君是第二名，臣是第三名。”（19）因為，“有了知識后，知識代代傳。用知識祭祖，用知識祭天，用知識祭祀，用知識診病，知識收妖魔。有了知識后，君用它掌權(quán)，臣用它司令，工用它造物，子用它孝父，女用它敬母，探索大小路，條條通大道。”在彝民看來，“世上無知識，一切都沒有。”“有了知識后，人間很繁榮。”知識不但指引著為君為政之道，而且成就著百工技藝，規(guī)范著禮儀風俗，協(xié)調(diào)著人類生活，繁榮著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著人類文明?？偠灾?，“人有知識后，用來管宇宙，用來造樹林，用它來種地。知識傳開后，人人靠知識。世上的人們，代代都聰明。知識是金門，知識是銀門，知識是銅門，知識是鐵門，四門都有了，世間永流傳。”（20）作為彝族詩學的鼻祖，舉奢哲、阿買妮正是為彝族人民“傳知識”的“大先賢”；被定名為《物始紀略》的彝文古籍中，有名為《傳知識》的專篇，這絕非偶然。今天，世人都非常熟悉近代西方學者講的“知識就是力量”，卻不知在中華本土，古老的彝文典籍中老早就說過“學呀學文化，知識出力量，腦筋變聰明，人人都心靈”（21）。這種尊知識重文化的理念，千百年來成為彝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識，無疑推助著彝族文明史上本民族詩學系統(tǒng)的不斷豐富和發(fā)展。
轉(zhuǎn)換視角看歷史，超越長踞中心卻不免狹隘的傳統(tǒng)中原詩學觀，從非漢族群的“主位”立場出發(fā)關(guān)注彝族以及長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諸多非漢族群的詩學資源（古代的和現(xiàn)代的），并且在族際比較的視野中展開對后者內(nèi)涵的發(fā)掘和闡釋，這對于我們以多元互動的文化理念深化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完善整體意義上的中國詩學史、文論史書寫，乃至進行當代意義上的“中華話語”的文論體系建構(gòu)，都具有重要學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誠然，過去長期由于語言和地域的距離，“我國少數(shù)民族大多分布在邊疆，同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中原地區(qū)相距甚遠，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邊疆性’；而在文化上，漢文化是中原地區(qū)的主流文化，漢族文學占主導地位，進入中原地區(qū)的文學作品必須是漢文的。這就造成大部分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進入不了中原地區(qū)，在文化上具有‘邊緣性’。”（22）迄今有關(guān)中國古代詩學史的撰述基本上是以漢語為表達媒介的，而少數(shù)民族語言寫作的詩學典籍被譯成漢語甚晚，眾多研究者難以顧及后者也就自然。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從《彝族詩文論》、《彝語詩律論》等譯為漢文出版的上個世紀80年代到經(jīng)歷了世紀轉(zhuǎn)換的今天，已經(jīng)20多年過去了，如此局面再延續(xù)下去是沒有道理的。既然諸多族群的血緣維系著中華民族大家庭，諸多族群文化相激相蕩的交流融合鑄就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冠以“中國”之名的文學理論、文藝美學研究就不能長久滯留在單一族群視域中，其歷史的書寫也理應在漢民族詩學與其他民族詩學的多元觀照中免除缺失，走向完善。
注釋：
（1）誠然，就漢語詩學歷史及漢語詩學體系言，歷史上對古代文論做出貢獻的也有彝族身份的學人，如清代中葉文論家李云程，其著《古文筆法百篇》（又稱《古文快筆》、《古文筆法》）是對漢語寫作理論、古文系統(tǒng)理論的總結(jié)，其中不乏見解。但是，這不屬于本文討論范圍。
（2）舉個例子，2009年11月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十六屆年會在成都召開，全國各地代表來了不少，從提交的100余篇論文看，以新時期三十年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為中心，大家就中國文論與中國思想、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zhuǎn)換、中外文論比較等展開了討論，但基本上無涉中國文論的多民族視野和多民族構(gòu)成這話題（見會議編印的論文集）。再看出版物，翻開2005年問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華書局）、《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不見有涉及非漢族群詩學及文論的專門章節(jié)。同類著作，還有1993年學林出版社的《中國古代文學原理》、1996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古代文論教程》、1995年中華書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2006年東方出版中心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總論卷》，等等。往前追溯，這種狀況由來已久，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近160萬字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在學術(shù)界有廣泛影響，即立足漢語詩學文論。凡此種種，例子甚多，理應反思。
（3）（4）（15）（19）（20）（21）《物始紀略》（第一集）第77—82、223、256—257、60、58、77—81、109—110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5）巴莫曲布嫫《鷹靈與詩魂——彝族古代經(jīng)籍詩學研究》第22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6）關(guān)于中國文學史上女性批評的“缺席/在場”問題，筆者另有專文論述，在此不贅。
（7）《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辭典》第44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國美學范疇辭典》第65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9）目前，在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中，已列入傳統(tǒng)美術(shù)類的有“畢摩繪畫”，是由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申報的。彝語畢摩，“畢”指祭祀、誦經(jīng)，“摩”義為長老。畢摩既是彝族傳統(tǒng)社會中主持宗教儀式的祭司，又是文字、書籍等的掌握者，用今天的話來說，或可謂是彝民族當中的知識分子。
（10）第五批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推薦表《畢摩繪畫·刷日拉都》，涼山州美姑縣文化館2011年10月編制。
（11）巴莫曲布嫫《神圖與鬼板——涼山彝族祝咒文學與宗教繪畫考察》第132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該書中有專章“‘畫骨’風格與文化傳承”，言及彝族民間繪畫的“根骨”意識和“畫骨”傳統(tǒng)，可供讀者參考。務必指出，從畫論角度看，來自彝族的這種“畫骨”理論自有其民族文化內(nèi)涵及特色，倘若簡單搬用漢族繪畫美學中的“畫骨”學說去闡釋，是會錯位的。
（12）《中國彝文典籍譯叢》第2輯195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
（13）（17）《彝族創(chuàng)世志》（藝文志）第23—24、295、281、299—300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14）王明貴《彝族古代文學總觀》，載《民族文學研究》1999年第3期。
（16）羅曲、李文華《彝族民間文藝概論》第372頁，成都：巴蜀書社，2001。
（18）馬布都、沙瑪瓦特等編譯《涼山彝族克智精粹》第65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22）梁庭望、張公瑾《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概論》第223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文中所引彝族詩文論未注出處者見以下文獻——
《彝族詩文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中國歷代少數(shù)民族文論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