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5月31日
書名：方李莉《遺產：實踐與經驗》
主講人：安麗哲
本次讀書會由中心安麗哲老師主講方李莉教授的《遺產：實踐與經驗》一書。
安麗哲首先向大家介紹說，本書是方李莉教授建立在多年來大量的田野考察經驗之上寫成的。這本書的特點之一就是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上一期讀書會上，楊秀老師主講了費老的《鄉(xiāng)土中國》，比較起來那本書算是比較早期的研究成果，而方老師這本書是近幾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到目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如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相關內容，是非常具有時代特色的！
總體來說，《遺產：實踐與經驗》一書關注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人，從“關注人”這樣的立足點展開思考。安麗哲認為這與方老師的人類學專業(yè)背景有關系，使得她在調查研究中比較關注人的想法、人的生存狀態(tài)等等，比如一些民間手藝人、民族文化遺產主體、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文化邊緣人……這些都是遺產的主體。
接著針對方老師在書中提到的“文化自在與自覺”的相關思考，安麗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體會：歐美發(fā)達國家較早提出了“物質文化和自然文化遺產”保護的概念，日本、韓國也最先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然而歐美國家在這方面的具體工作卻并沒有日韓兩國做得好。反思這種現象的原因，為什么日韓兩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取得了領先地位？安麗哲認為原因之一就是日韓兩國國民固有的“學習精神”，從歷史上來看，日韓兩國一直是在學習并趕超其他國家，基本上本著“哪里先進就學習哪里”的原則，安麗哲說，“我在韓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于學習這一點更是深有體會，韓國這種單一民族的小國家，往往更傾向于學習他者，以謀求自身發(fā)展，這也許能夠片面的解釋中國的自我文化覺醒為什么晚于日韓”。
談到韓國民眾的“學習精神”，安麗哲舉了很多生動的例子，如韓國地圖上的文字、地名等很多都是直接來自中國，如有些地名叫咸陽、小泰山、黃鶴樓之類的。而且我們都知道韓國首都舊稱是“漢城”，而“漢城”的含義正是“大漢民族之城”的意思，這些與當年韓國正經歷著的“慕華主義”風潮有關。就此安麗哲總結道，越是模仿他國的文化越是有助于他們快速的顯現出“文化覺醒”，快速的進入自我文化的尋根或反思的過程。如今韓國的首都現在改名為“首爾”，官方文件和專業(yè)論文等都改用韓文書寫，包括書法作品也開始使用韓文……等等這些都是全民族自我文化覺醒的體現。
如果將這種“文化自覺”現象同中國的情況進行對比的話，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自覺”程度不如日韓兩國。究其原因，安麗哲指出，中國是個經濟文化發(fā)展非常不平衡的國家，而韓國是單一民族的小國家，社會中的某種思潮很容易就會從下至上的傳播到精英層，再從上至下帶領全社會行動起來，實現全民族的覺醒，反對全盤西化等。而中國的格局過于復雜，且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當遭遇到強勢外來文化攻擊的時候，即使有些地方有了覺醒的意識，這種形單力薄的意識也不容易形成一種合力，更不容易向精英層傳播。正如費老所提出的“多元一體格局”，在中國的復雜情況下，問題的分析要分不同的類別和階段。然而中國也不是沒有文化自覺，比如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正在逐步從嚴重的西化之中走向文化反省，漢族文化精英逐漸的開始反思，有了自覺的意識。
在談到方老師書中的田野經驗時，安麗哲表示，書中的許多田野考察工作她都有參與，其中感觸最為深刻的就是方老師提出的“經濟因素”，所謂“經濟因素”是指當我們思考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和文化覺醒的不平衡等問題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文化自覺的滯后性同經濟有直接的關系。如果人們的吃飯問題尚未得到解決，那么人們思考的首要問題就如何改善生活，而不是反省自身的文化。
這種學習西方文化的風潮的形成，正是出于對西方優(yōu)越物質生活的向往。就是說，是國家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嚴重不平衡造成的。如今，對于少數民族來說，由于其聚居地相對偏遠荒涼，經濟技術落后，物質上相對匱乏的少數民族同胞渴望進入城市、向往城市的物質生活。安麗哲舉例說，長角苗婦女幾乎傾其一生都在為生計奔波，過著勞碌艱苦的生活，頂著巨大的生存壓力，過著沒有“自我”的人生。而城市女性的生活是相對的輕松許多，更加的自主自由，從生存狀態(tài)來說，長角苗婦女渴望追求更高的生產力，從而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這也就是她們出來打工的原因——經濟原因。
接著，安麗哲談到了“文化變遷”，文化變遷有主動變遷和被動變遷。被動變遷是指沒有文化根基，直接向異文化學習，持全盤接受的態(tài)度，例如中國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全盤漢化”現象等。
然而，安麗哲提到了她在對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進行考察時，對文化變遷的一些體會。她認為，文化變遷過程中除了存在經濟因素外還有宗教因素。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的穆斯林群眾，篤信伊斯蘭教，且嚴格遵從伊斯蘭教教規(guī)，在同周圍漢族民眾交往的過程中，有著很強的自我保護或者距離意識，即使是世代同漢族人民聚居在一起，也能夠非常好的抗拒“漢文化”侵襲。又如云南省境內的兩個下村寨，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他們同“漢文化”的距離也都差不多，但是由于深厚的信仰背景，他們也都避免了與“漢文化”的相互融合。因此，除了經濟因素，宗教因素同樣是影響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
最后安麗哲提出了本書的幾大優(yōu)點，值得我們學習：首先，本書作者體現出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帶著問題、疑問去做調查，帶著問題去思考，整個寫作的過程，就是嘗試尋找答案的過程，這種思考和寫作的方式值得推崇，因為這就使得本書的內容貼近現實且具有實際意義，令作者和讀者都能夠在尋求答案、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實質性的收獲，并對問題有更深層次的感悟。許多學者或者學生都需要培養(yǎng)自己的問題意識。另外，安麗哲還強調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她指出：只有做好田野調查，研究才能夠獲得生命力，才有更好的理論基礎！
接下來，本書作者方李莉教授為大家介紹了本書的寫作背景以及她的一些想法。
方老師說：我的“問題意識”萌生于1998年在北大學習的那段時間，這么多年對景德鎮(zhèn)的田野調查直至近幾年的西部課題，我一直在思考關于文化乃至文化變遷的問題。后來這些問題在對梭嘎進行考察的時候得到了解答：簡單地說，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同時文化也受著外來文化強加的力，不同的社會轉型具有不同的模式。
近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現代化，然而模式與西方國家很不同。早期的現代化階段，中國認為想要改變命運就要改變傳統(tǒng)，很多人類學家、政治家也都認為，雖然否定傳統(tǒng)是痛苦的，但也是必然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景德鎮(zhèn)是一片蕭條，手工藝落后，文化觀念落后，那個時候人們相信行業(yè)神靈，景德鎮(zhèn)到處都是廟宇，當時那樣的一套世界觀管理著整個社會。
接著，我又進而開始了“文化生態(tài)問題”的思考，面對強勢文化，傳統(tǒng)文化到底有沒有生存空間？在北大建校100周年慶典上，我談了自己對“文化生態(tài)問題”的一些思考，薩林斯認為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傳統(tǒng)是可以走到一起的。通過我在西部的田野調查發(fā)現：遺產不再是束縛我們的繩索，遺產可以變成資源，需要思考的是，所有的生態(tài)博物館如何與旅游業(yè)互動，如何與現代社會發(fā)展發(fā)生關聯？并且經濟發(fā)展越好的地區(qū)，文化保護也越好，因為在哪些地區(qū)，文化變成了資源。一個國家想要在世界立足，就必須要有認同感和凝聚力。
寫這本書的同時，我就在思考上面的那些問題，而回答這些問題的依據全部來自我多年的田野調查。雖然西部課題已經結束了，但這并不意味著思考也結束了，因為這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是一個開放和不斷發(fā)展運動的體系。
我們在研究文化的保護與發(fā)展的同時，必須有文化整體觀，并且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也不能分開來孤立地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文化與自然是互動的，傳統(tǒng)文化里有許多保護自然環(huán)境的智慧，我們要關注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另外在保護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中要關注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沒有人愿意做社會的邊緣人，想要不被邊緣化就必須使傳統(tǒng)文化獲得新生，原原本本的保護是不現實的。文化多樣應該如何存在？只有保護還不夠，同時更需要發(fā)展創(chuàng)新。
最后，談到文化權，就必須談到經濟問題，沒有經濟作支撐，民眾就沒有自信，更談不上爭取文化權了，因此任何學科都不能夠脫離人的實際。我寫這本書不僅是為學術而作，同時也是為社會大眾而作，希望通過讀者本書，大家都能夠從中明白一些道理，并能夠為社會的發(fā)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