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報2014-07-25
本報記者李靜
“我的一生就像是一個永遠在勞作中的農民，靠毅力、靠勤奮支持著我的理想，靠汗水澆灌著我的土地。”
劉錫誠，男，1935年2月21日出生，山東昌樂人。文學評論家、民間文藝學家、文化學者。1957年9月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民間文化搶救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民間文化論壇》雜志特邀主編。
今年是民間文學研究專家劉錫誠的八十壽辰，來自各方的祝福從年初開始延續(xù)至今。3月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還聯(lián)合為其召開“劉錫誠從事民間文藝研究60年研討會”。這一切都證明了各界對其學術水平和人品人緣的充分肯定。
劉錫誠從事學術研究60年來，致力于民間文藝、民俗學等領域的研究。“學術上，先生銳意開拓，治學嚴謹，視野寬廣；生活中，先生為人寬厚，獎掖后學，堪為學界翹楚。”這是業(yè)內人士在“劉錫誠從事民間文藝研究60年研討會”上對其的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室原主任祁連休說，劉錫誠的學術經歷，貫穿了我國當代民間文學的發(fā)展史，其學術道路可以說是我國當代民間文學發(fā)展的一個縮影。
民間文化已融入血液
劉錫誠出生于山東昌樂一個普通農家，“父母一生靠在黃土地里刨食吃過日子，我也學會了一年四季的全套農活”。劉錫誠的父親讀過幾年私塾，柳體的毛筆字寫得蒼勁有力。“父親對我總是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情，常給我講一些他所知道的歷史故事，比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故事，我一直記憶很深。”
1953年夏，劉錫誠穿著母親親手縫制的土布對襟褂子，到北京大學俄文系報到。“據說之前我們那個幾十萬人口的縣城還沒有一個人上過這所大學。”劉錫誠說。
在北京大學讀書的4年時光，劉錫誠不但讀了不少俄文小說，更重要的是結識了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時任俄文系主任、俄國文學和蘇聯(lián)文學研究家曹靖華，“先生授課時慢條斯理、抑揚頓挫的河南口音，至今還在我耳際縈繞。”
劉錫誠畢業(yè)論文的導師就是曹靖華。他決定以民間文學作為畢業(yè)論文，得到了曹先生的贊同，并給他開列了中文、俄文的多種參考文獻。畢業(yè)前夕，曹靖華又把劉錫誠叫到辦公室談話，表示要介紹劉錫誠到中國文聯(lián)工作。劉錫誠受寵若驚，當即表示同意，從此踏上了文藝之路。
大學畢業(yè)后，劉錫誠曾先后任職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87年更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中國作家協(xié)會、《人民文學》編輯部和文藝報社，也擔任過新華社的記者和編輯，“但我畢竟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生活和農民的口傳文學與民間文化的耳濡目染，已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時時撞擊著我的心胸，使我無法忘情。后來在面臨很多選擇時，我毅然放棄了俄羅斯文學和新聞工作，中斷了已小有成績的文學批評，最終選擇了備受冷落的民間文學研究。”
做田野調查很幸福
從事民間文學研究，既要伏案做很多資料搜集和考證工作，又要深入窮鄉(xiāng)僻壤做田野調查。劉錫誠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到各地進行田野調查，足跡更遍及西藏、新疆、甘肅、青海、內蒙古、云南、貴州等老少邊省區(qū)。
1965年9月末，劉錫誠奔赴西藏錯那縣勒布區(qū)一個門巴族聚居地采風。對于那次田野調查，劉錫誠至今記憶猶新。“進山之前要做好一些準備工作，其實很簡單，無非是三件事：找一位當地的向導；向老鄉(xiāng)借一匹性情溫順點兒的馬；到縣上僅有的一家供銷社買一斤高級糖，一旦沒有飯吃，可以用來充饑。”劉錫誠說得很輕松，其實背后的行程十分艱辛。西藏山區(qū)的天氣瞬息萬變，剛剛還是艷陽高照，轉個山口可能就會下起瓢潑大雨。“雨點借著雨勢像雨箭一般迎頭向我們射來，心情卻格外激動。”幾經周折，劉錫誠一行終于尋訪到了那位腦子里裝著很多門巴族民俗知識的老牧民。“那位牧民住在一間孤零零的土房子里，里面很黑，幾乎沒有什么家當。好客的主人在屋子中間點起了火堆，拿來了糌粑，在明滅的酥油燈下為我們講述他們民族的故事，一個神秘而有趣的世界。”夜深了，劉錫誠便與主人“仰臥在被篝火烤得溫熱的地板上，拉過來發(fā)出陣陣膻味的老羊皮蓋著”，他覺得很幸福。
近年來，劉錫誠依舊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堅持做田野調查。2012年底，劉錫誠借在貴陽參會之便，冒雨前往貴州省清鎮(zhèn)市龍窩村造訪苗族歌師。“先生是北方人，聽貴州清鎮(zhèn)的漢族方言本就十分困難，更何況是苗語唱誦，再加上先生年紀大了聽力不好，在當地文化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他堅持細細辨聽，回去后又多方查找資料，寫成了《走馬苗寨》一文。而我這樣的本土學者，卻至今沒能將那些唱段完整地攝錄下來，實為愧疚。”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促進會副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余未人說。
像這樣艱苦的調查，劉錫誠一輩子經歷了很多。1960年，他在鄂爾多斯達拉特旗農牧民中生活過一年。上世紀80年代，他曾到云南滄源佤族聚居地調查過滄源巖畫，到廣西三江調查過民間文學，到新疆的尼勒克調查過哈薩克民間文學……但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并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農民自況。“不管天氣多么熱，在沒有干到地頭之前，總是彎著腰揮汗如雨地勞作，直到到了地頭，才肯直起腰來。這時孤獨的心緒會一掃而光，頓時從心底里迸發(fā)出一種勝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個永遠在勞作中的農民，靠毅力、靠勤奮支持著我的理想，靠汗水澆灌著我的土地。”劉錫誠說。
填補學術研究的空白
翻閱劉錫誠送給記者的一本《劉錫誠文章著作要目》，密密麻麻70頁寫滿了這些年他出版的書籍的書目，從上世紀50年代的《蘇聯(lián)民間文藝學四十年》，到近幾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等，林林總總全是先生的心血，其中有兩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在民間文學學術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
一是《中國原始藝術》的出版（199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寫這本書的初衷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間文學與原始文化、原始思維難解難分的聯(lián)系。從1992年秋天起，我花費了差不多6年的時間，系統(tǒng)閱讀考古發(fā)掘的報告和考古學的著作，最終完成了這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原始藝術研究’。”劉錫誠說，不研究原始藝術及原始先民的邏輯思維方式，就難于知道和破譯民間文學的所來之徑和所包含的內容之神秘、斑駁和多樣。已故民俗學大家鐘敬文看到《中國原始藝術》出版后非常欣喜，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過去有關原始藝術的著作，都是外國人寫外國原始藝術的，沒有人寫中國原始藝術的書，更沒有中國人寫中國原始藝術的……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原始藝術，錫誠算是第一個。”
二是《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的出版（2006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從我在北大讀書時起，就開始積累中國民間文學發(fā)展史的史料，再加上50年代、80年代前后兩度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也積累了大量的學科發(fā)展史料。進入21世紀，從學科講，百年的民間文藝學史要求有理性的回顧和總結；從個人講，到了70歲，也有一種時不我待之感。于是，2003年，我下決心寫一部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理清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脈絡和思想理論體系。”劉錫誠說。這部98萬字的《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現(xiàn)已成為我國許多高校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生的參考書。“有生之年，我還會做修訂，以彌補批評家們指出的不足，使其更盡如人意。”
現(xiàn)在是進行冷靜科學反思的時候了
劉錫誠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在學術上，我是個兩棲或多棲人物。有兩個頭銜值得自豪或驕傲：文學評論家和民間文學研究者。”其實，先生還有另一個重要頭銜值得自豪：他是改革開放之后較長一段時期之內（1983—1989），中國民間文藝學界的重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利慧說，上世紀80年代劉錫誠在主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期間，就積極倡導和組織開展我國民間文藝界的學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這一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開展。這個工程隨后的開展同他的努力有著直接的密切關系，他的一些思考、工作方式也給三套集成留下了特殊的烙印。
自2003年非遺保護工作啟動以后，劉錫誠又被文化部聘為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他十分珍視這一頭銜，自覺地打破了慣常的生活，走出書齋，參加評審、輔導、督察工作，并撰寫一些文章，積極為各地工作建言獻策、答疑解惑。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邢莉深有感觸地說：“在我們開展相關教育和保護工作時有許多困惑，比如，迷信與俗信應該如何區(qū)別？我們該如何看待民間信仰？劉先生于2005年寫的一篇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間信仰和神秘思維的問題》，充分肯定了民間信仰的價值。他引用顧頡剛《天地間的正氣》中的一句話：‘情歌，是從內心發(fā)出的。宗教的信仰，也是從內心發(fā)出的。這兩種東西的出發(fā)點和它的力量是相同的，同樣是天地間的正氣。’這篇文章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
劉錫誠雖是80歲老人，但對非遺工作的思考從未停止。他說，我國非遺保護工作走過的10年，是了不起的10年，把長期以來被主流文化所鄙視、被貶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文化、歷史價值給挖掘出來了，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載體和原生文化寶庫的地位，但時至今日是進行冷靜科學反思的時候了。
“比如，前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申報工作，是在2005年至2009年全國非遺普查還沒有進行或還沒有結果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一些深藏在民間的有重要文化意義和社會價值的項目，并未能進入非遺工作干部的視野之內，仍然沉睡在老百姓的記憶中。今后，國家級非遺名錄的申報工作應建立在扎實的田野調查采錄基礎上……”
對于未來，劉錫誠表示：“在我余年的時間表上，民間文學的研究還會持續(xù)，至于還能寫出什么東西來，只有上帝知道了。”